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人民网北京3月23日专电 （人民网前方报道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会”昨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是“中国2020：发展目标和政策取向”。在今天上午的“追求又好又快发展的中国经济”单元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在未来经济发展中，中国还将面临不平等、保护主义、环境等挑战，此外他还阐述了应对策略。以下是他的发言实录：
非常高兴能够再次来到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对于中国来说可持续的增长战略。我今天不仅仅谈一些政策取向，还有发展目标的问题。我们看到2020年远景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先回望，看看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
今年也是中国实现经济转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0周年纪念日。实际上，我在这里也非常简洁地介绍一下中国过去三年的一些成就，比如在增长方式，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8%，人均GDP也达到了每年8.4%，同时中国也让成千上万的人脱离了贫困。
根据相关数据，并不是官方所说的3亿人，而是更多，通过30年的改革大约有5亿到6亿人脱离了贫困。同时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和第三大贸易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功，也是它不断地针对环境调整自己的经济战略。这样的不断调整经济变化的创新思想，包括不断地向市场经济靠拢，建设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加入WTO以及建设和谐社会这些创新型的思想。但是在成功之后，我们还看到一些新的挑战。
今天早上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会列举其中一些主要的挑战。首先就是中国社会不断增长的不平等的问题。刚才谈到了有成千上万的人脱离了贫困，但是最新的数据也表明，还有更多的人转入了贫困，比我们预料的要多一些。在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社会的不公平性也不断地体现出来，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从0.29增长到0.47%，基尼系数越靠向1就越是不平等。美国是0.4，印度是0.31，日本是0.25。
中国在这个方面，可能一开始在美国发展的初期相比，不公平性可能会更加显著一些。当然现在巴西可能是一个市场发展，同时也是社会不公平的比较显著的国家的典型，它的基尼系数也是0.53这样一个水平。
但是，中国因为存在非常高的储蓄率和低的消费率，中国对于出口依赖性比较多一些。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这个方面走的是比较极端的。在过去，中国的储蓄率是42%，相比美国0%的储蓄率来比，相当于是一个天平的两端。
第二个挑战，也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之下，就是面临着不断增长的全球保护主义的危险。
第三个主要的挑战，就是环境方面的压力。之前已经有几位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环境产生了压力。同时，在全球气候变暖方面也有不断的新挑战出现。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现在虽然取得很大得成功，但是仍然是世界上第二大能源消耗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实际上，现在也有全球的争论，美国还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污染排放国。美国一直占据着全球最大的污染排放国的位置，但是现在看来，今年或者明年中国可能会取代美国。这也带来很大的关注。因为中国现在越来越依赖能源进口。
这就是为什么说对于这个变化的环境，不断地调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中国在过去取得成功的主要的标志和最重要的特点。我们也非常欢迎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加强调整和变化的力度。
之前几位讲者谈到了，当我们谈到这些增长问题的时候，必须以一个全面的观点来看，必须是在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取得长效的、可持续的增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认为GDP是一个非常好的计量标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有更加全面的衡量指标，必须要像公司一样，在制定一种国家发展的财务报表。在这个过程当中，GDP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计量，但是，它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和整体表现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计量手段。我们认为HDI，就是人类发展指数，就是一个更好的考量的标准。实际上，人类发展指数也是联合国发展署使用的一个指数。当然，还有其他的GDP方面的缺陷，比如说我们需要在GDP之外考虑能源的衰竭和环境恶化的问题，就是本来考虑全面的绿色GDP的问题，中国现在开始关注绿色GDP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绿色GDP，可能起传统标准的GDP更为全面一些。
同时我们还需要采取更多全面的测量手段，包括考虑进行不公平性的计量，现在全球有更新的措施，包括经合发展组织OECD考虑更好的测量计量经济进展的方式。实际上，在法国总统的倡导之下，在OECD里面建立了一个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的考核委员会。全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也答应在这个委员会当中担任主席。但是我想这样一个全面的考量，对于发展中国家是更为重要的。
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当中，提供了解决很多这种挑战的基本框架，包括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比如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战略、加大创新投入，之前大家都已经谈到了，还有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关注环境污染和贫富差距，同时需要建立一个市场经济建立新的制度，支持经济的不断发展。但是全球经济的变化和对全球气候变暖产生的，新认识都使得这类战略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如果2020年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如何做到有序？在这里我谈三个主要的话题。第一个就是美国金融危机中受到的教训，再一个是不公平的问题，再一个是环境的问题。
最近美国经济放缓甚至出现倒退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好几个教训可以学到。在昨天的学术峰会上，我们说到，美国这一次的经济衰退可能是比较严重的一次。有些人提出这样的讲法，说美国和其他的经济是存在脱钩，尤其是同中国经济出现脱钩的情况，这可能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底，这可能不是一个确定的事实。
因为时间有限，我不会谈美国经济衰退的本质是什么，或者是中国的回应会有什么样的本质。在这里我想谈一些我们需要学到的一些教训。主要的教训，第一，就是一个不够完善的、不够完整的监管框架，可能会带来非常深远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影响，因为市场万能主义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有的时候，市场并不能完全自我监管，有的时候，监管者只要依靠银行风险管理和评级机构监测是不够的。
根据历史的经验表明，我们忽视了很重要的一个经济体的理论。大家谈到了多元化，或者是它的一些收益，但是大家没有看到在金融产品多元化的过程当中，以及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之下，有种种问题和它不利的方面。
我们考虑到相关的金融产品或者其他模型的时候，考虑的不够完整。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在过去25年中，这个问题是重复出现的。也就是说系统性的风险、关联风险等等，他们实际上也对整个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影响。实际上，所有的数据或者信息，让我们无法做出全面和完整的分析。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有大量的不合理的激励机制存在，同时还有监管机构，他们的激励措施可能也不是做得特别到位，或者不太合适。更为深入的一个说法，就是存在失衡的情况，比如在市场和政府之间存在着失衡。一方面市场并没有生产出那些能够帮助普通个人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的产品。因为，我们也知道今年的美国有220万人会面临着流离失所。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失衡的状况，就是根据估算，大概有1400万的住房抵押，最后会成为坏账，成为违约的情况。同时，在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也就是在华尔街这边也存在着失衡的情况。因为一方面金融体系非常重要，但是同时，我们也需要和它整个经济体系进行协调。一方面我们考虑到对于信用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的影响，最终会被延伸到实体经济的部门当中，我们必须注意这一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设置一个合理的或者合适的监管体系当中，面临很大的挑战，不仅仅是金融市场，还有产品安全、工作场所和劳工保护，以及环境等等。如果设计好的话，可以带来富有生产率的经济和更为核心的社会。但是这并不是过多过少的监管或者好的机制的问题。我想，美国的监管体系可能并不是一个最好的监管体系或者制度体系的代表，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现在有一个机会走到前面，在全球的环境和全球经济当中，和世界上其它的工业化国家一道看一看我们说的真正意义上的好的制度是什么。这样制定一个更好的全球性的制度性的框架，以应对不仅仅是金融市场，还有其他市场出现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还要问到，监管体系当中什么样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分配性的关注等等。
刚才我们也听到黑田东彦先生谈到的不公平的问题，这里我想谈谈分配性的问题。分配性的问题如何和现在的经济环境产生很大的关系。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就像我说的一样，它现在带来了经济政策的不断变化。它也是中国经济在过去不断取得成功的主要的标志。今天，我希望更多的关注汇率的政策。
在过去，可能传统上对于汇率的调整，会给农民带来负面的影响。现在随着食品价格的不断上涨，这些影响现在可能并不是我们关注的中心所在了。去年大米的价格上升了75%，达到了25年来的新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通胀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城市人群的生活成本的影响可能会更加重要。我们认为，对于相关汇率政策的调整可能会改变整个经济政策。也就是说，一方面虽然会对城市产生一些影响，但是至少可以减少这个国家整体经济对出口的过分依赖。美国的经济放缓，全球经济的放缓，确实对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进行一些新的改革，新的结构上的变化。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些变化和改革。
比如逐渐脱离资源密集型的制造业，更多地转向服务型的经济，也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谈到的领域。刚才，黑田东彦先生和其他人也谈到了很重要的，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医疗保健和教育体系。比如，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在GDP中的比重可能比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比如比巴西要少不少。所以中国还有很重要的路要走。
现在还有一些基本的结论已经出来了，先发展，然后再解决不公平问题的战略可能不会有效，对于健康教育，投资如果缺乏的话，会带来几十年来长期的影响。中国确实持有足够的资源和足够的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最近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断增加，政府收入中占GDP的比重不断增加，这样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之前我谈到了如何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达到平衡，因此，如果政府能够占更大的比重，可以更多的扮演增加、提供教育和医疗方面机会的角色。
最后我谈谈环境方面的问题。最近，一份国际机构的报告，也反映出了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我参加了1995年专家组的数据性的讨论。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对于环境变化的速度已经低估了。这里我只想谈两个问题。讲一个故事，有两个行星划过了地球，有一个星球就问另外一个星球说，你在担心什么？另外一个星球就说，我在担心人类，另外一个行星说，你不用担心，因为人类不久就不存在了，因为环境的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全面性的解决方案，中国在减排应对全球变暖的过程当中，也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效的方式可能就要进行环境方面的征税，进行市场方面的激励措施，包括碳税和排放或者循环税。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备选方案。中国也可以对排放的许可进行拍卖，然后在拍卖过程中，所得的收入可以用来满足更广泛的社会、环境和经济需求。也就是说，通过拍卖这些排放的许可，可以对那些在过去有过污染的排放，现在取得很大改善的企业进行奖励，也就是说给他们更多物质上的激励。
我想强调一下，仅仅征税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监管法规和标准。尤其要求政府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在城市方面的设计，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着城市化的问题，城市的规划问题也是非常中心和关键的问题。
看过去30年的情况，看一看未来20年，中国2020年之后的情况，我想中国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需要我们不断地进行变化。
我想请大家关注两个方面，就是像西方传统的资源浪费型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在未来是长期合理的，或者是有效的。因为我们这样一个星球，在这样的生活和消费模式之下，是不能够存活的，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符合社会本质的生活和经济发展模式。第二，我希望能够强调创新的作用。也就是我们需要对创新进行新的思考，就像刚才李副总理讲到的那样，不仅仅是在经济方面的创新，不仅仅是对于劳动力方面的节省，因为我们需要创造大量的就业，每年有大量的人涌入新的就业大军，我们主要考虑的创新是在资源节约这个方面。同时我们通过经济模式不断改变，可以带来更为和谐的中国社会。同时，中国可以在所有这些变革的过程当中，发挥一个非常领导的作用，给中国带来一个长期健康的增长。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