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穷国的政府及发达国家的发展运动拥护者——如乐施会(Oxfam)——一直在极力抱怨，生产过剩及美欧农产品的倾销打压了穷国的农产品收购价格。现在，食品价格正在不断上涨。但是，这些相关的政府非但没有大肆庆祝，反而开始匆忙阻止本国农民受益过多、损害城市消费者的利益。
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愤怒的城里人涌上街头，发泄着对食品价格过于昂贵的不满。墨西哥城发生了“玉米饼暴乱”，原因是玉米价格过高。而成千上万的印尼人也就大豆的短缺进行抗议。
大米与小麦等基本谷物的问题尤其显著。这些谷物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主食，但同时又有着很大的国际市场，使农民可以寻求最高价格。
在干旱的中东国家（例如埃及，其主粮是小麦与玉米，其中约一半需要进口）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它们的农作物产量较低且收成并不稳定），各国政府一直对自己依赖粮食进口表示担心。它们经常在全球价格低迷时大力干预市场，通过补贴农民及征收进口税以免谷贱伤农，以保证稳定的国内食品供应。
沙特阿拉伯曾向其低效的农民提供异常高额的补助，以至于该国一度跻身全球10大小麦出口国之列。昨日，该国宣布将小麦进口关税削减为零。
但现在，阿根廷与越南等非常高效的粮食净出口国也在限制出口。
各国政府不想让生活成本失控。华盛顿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安托万•博耶特(Antoine Bou?t)表示，各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有可能使情况恶化。
“这个政策反应只会加剧动荡，”他表示。“像越南这样的大米生产大国一旦限制出口，将会在国际市场上引发连锁反应。”
粮食贸易的斗争更多发生在每个国家内部的利益集团之间，而非国与国之间。现在的政策让人想起很多发展中国家曾奉行数十年的老政策：食品价格进行控制，以避免城镇地区的不安定危及政权。
此类政策大都在上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遭到摒弃，尤其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发出呼吁之后。这两个机构指出，政府为粮食价格制定上限，迫使农民离开农村，进一步缩减了粮食供应。这些控制措施的取消在发展中国家引发了粮食暴乱，城市居民纷纷发动示威，反对自己购买力被削弱。
现在，各国政府正在采取类似的限制措施，试图避免新的抗议活动。博耶特表示，像阿根廷的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Cristina Fernández)政府一样，各国政府“更多地是代表城镇地区，而非农民。这些举措明显是出于政治动机。”
但没有几个经济学家认为干预出口将是一个从农民向消费者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合理方法，主要原因是（如阿根廷一样），农民可以通过拒绝供应国内市场、引发粮食短缺的方法来进行回应。长期而言，提高粮食产量可能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更好解决方案。
博耶特表示，为了应对不断上涨的价格，一个更好的政策是提高政府对贫困家庭的现金转移支付，以缩小对他们的影响。
但是，建立这种机制可能会相当昂贵和困难，而面对饥饿的民众，政府往往会选择那个最为方便的解决方案。
( 世界贸易编辑艾伦•贝蒂(Alan Beattie)伦敦报道 2008年4月3日 星期四 译者/李碧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