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它已成为几乎全球各地政界人士担忧的问题。
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去年9月的《全球经济展望》中所说，“世界正处于一场重大的人口变迁之中。”
“不仅人口增长在减速，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在改变，年轻人的比例在下降，老年人的比例在上升。”
在各发达国家，这已引起有关养老金体系的严重问题。而另一问题则在于，怎样为更庞大的老年人口提供资金，不仅用于老年人的收入，还要用于医保和社会福利。
在各发达国家，赡养比率都将会降低，但某些国家的降幅要比其它国家更显著。赡养比率是劳动年龄人口数与老年及退休人口数之比。
欧洲和日本的老龄化速度比美国快。美国的人口出生率较高，加上移民，意味着赡养比率的变化没那么严重。的确，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美国可能成为发达国家中人口方面的例外，甚至可能成为一个人口更年轻且不断增长的国家。
但即便如此，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美国仍面临着老年人和高龄老人数量剧增的前景。
发达国家一直艰难地进行着养老金计划的调整，因为它们意识到，无论通过私人储蓄还是国家税收来筹集资金，迄今为止，它们的养老金运作还是像个金字塔骗局。
过去，随着人口不断增长，每一代人都能保证自己退休后获得更好的收入，因为这一代人之后会出现数量更庞大、生产力更高的人口。
这种状况已经大大改变，而且由于精算师未能意识到预期寿命增长如此迅速（尤其是老年人的预期寿命），致使情形更加恶化。
2000年后股市大幅下跌也加重了这一局面，而且就连美国和英国等有着大量私人养老金储蓄的国家也发现，养老金计划资金不足、回报越来越低。结果是，发达国家日益感到一种“养老金危机”。
正如英国养老金委员会(UK Pensions Commission)最近指出的，如果不想让未来的养老金领取者变得更贫困，人们就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或者增加储蓄，或者提高税收。
各个发达国家都有类似情形，无论那些选择对政界人士而言有多么难以接受，也不管对企业来说，要适应劳动力老龄化的现实有多么困难。
但是，如果说欧洲、日本、美国，将来还有拉美，都要经历一场人口变迁，这同部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人口变迁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变迁要快很多，而且甚至更难应付。
非洲和中东的人口出生率仍然很高。但据联合国统计，在东亚地区，人口出生率已经低于人口替代率。
发达国家的赡养比率可能正在下降。在一些发达国家，该比率已从约4个劳动年龄人口降至两个多一点。但在中国，由于其“一个孩子”的政策，按目前的趋势，劳动年龄人口与65岁以上人口之比将从2000年的6个多滑坡至2050年的不到两个，因为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比有史以来任何其它国家都要快。
亚洲其它地区的老龄化也将加速，其中多数目前都缺乏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发达国家可能正在勉力调整这些设施，但它们至少已拥有。
这些显著的变化有利于限制全球人口增长。但它们对退休收入、医保成本和社会福利构成了严峻挑战。
但也有比较光明的一面。在发达国家，有证据表明，随着人们活得更长，他们也活得更健康。更多年的寿命往往是更多年的健康生活，而不是更多年的疾病缠身。
而且有一些迹象证明，人们大部分医保花费出现在生命最后几个月，而且几乎与去世时的年龄无关。
实际上，有不确定证据显示，在生命最后几个月，一直健康的高龄老人的医保花费要少于“年轻些的老人”。之所以如此，也许是因为他们太老了，不太能抵御疾病，比如中风，而中风也许只会令一个70岁的老人瘫痪。
这意味着两点：一是有些较可怕的预测称老龄化人口所需医保成本将不断上升，这些预测太夸张了；二是也许有更多人到了以往“正常”的退休年龄仍在工作，从而提高老年人储蓄和收入的价值。
换句话说，世界将会适应。但这种适应远非易事。而且在未来数年中，商界和政界都将全面感受到人口变化带来的影响。
( 作者：尼古拉•蒂明斯(Nicholas Timmins) 2005年02月7日 星期一 译者/伯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