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开启一场历史性的变革，在这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
目前，已有44%的中国人住在城市。许多人预测，最晚到2015年，中国城市人口将超过总人口的半数。每年新增加的城市人口约有1,500-2,000万，这样一个速度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这波城市化潮流背后的“推手”很简单，那就是：机会。成百上千万农民希望有机会脱离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的农村，到城市里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在那里，建筑工地和工厂里或许能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面对这些变化，中国政府试图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之前的几十年间，中国一直限制城市扩张，现在，他们希望能找到更好的途径来鼓励农民进城、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但同时，他们也想严格控制伴随城市扩张而来的社会保障及城市基础设施服务方面的问题。
能否处理好城市化进程下一阶段的问题可能关系到这个国家能否继续保持近年来经济持续飞速增长的势头。每一个离开农村到城市找到工作的农民都能为这个国家带来更多财富、实现更高的生产率，同样，每限制一个农民就意味着丢掉了一个增长机会。
出生在浙江农村的周云峰（音）就是这些“进城务工”大军中的一员。他的父母都是教师。1989年，他离开家乡考进杭州一所职业学校，毕业后在浙江临安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职业。如今，他在当地一家化工厂担任管理工作。
今年37岁的周云峰说，他老家的村里有70%的人都到城里打工去了，现在只剩下一些老人了。
周云峰并不怀念以前在农村的生活。他说，在农村的时候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很少，但现在我们的眼界开阔多了。我儿子从小就生在城里，现在完全是个城里孩子。
而小城临安这些年的迅速发展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缩影。大约15年前周云峰刚到这里的时候，全市只有一条大街，街上只有一处红绿灯，跟农村老家没有多大区别。而现在，这里的人口达到了18万。但人口激增的同时，城市服务设施却不总是能跟上，路上动辄发生交通堵塞，到处都是垃圾。这类问题也正是政府高层所担心的。
或许，关于中国的城市化最让人惊奇的一点是，它居然直到这些年才开始起步。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实行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一纸户口将人们束缚在出生地，教育、医疗和其他各项社会服务都与户口紧密挂钩，人们如脱离户口所在地外出流动或迁徙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
这种制度正是导致中国在城市化方面落后于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原因之一。比如一些拉美国家早在六十年代中期城市人口就已过半。
三十年前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后，情况有了变化。随着城市经济的起飞，农民们开始离开家乡到城市打工，成为所谓“民工”、“流动人口”。七十年代末民工数量激增到数百万人，之后开始逐年稳步增加。
但户口制度仍雷打不动，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像周云峰这样具备一定专业技能的人通过努力拿到了“城里户口”，但没什么技能的普通农民在这方面就困难多了。许多城市对想落户口的人设定了收入和家庭财产等门槛，这些条件对有技术、有文凭的人可能不是问题，但普通农民往往难以满足。
因此，许多民工陷入了一种“两头不靠”的状态，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说，他们很难在城市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而在经济上他们已不可能再被划入农村老家。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6年的统计数字，中国的流动人口已达到1.32亿。
中国政府实际上一直认为，保持大量临时务工人员比让这些人一下子涌入城市、成为永久的“城里人”更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说，减缓城市化速度有一定好处。比如，中国的城市现在就没出现许多贫困国家都有的大片贫民区。
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开始意识到，鼓励农民进城对增加国家财富有一定贡献。城市化被视为减少贫困、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最有效途径。而大量流动人口有变成城市永久性“附着物”的危险，随时存在引发爆炸性社会问题的可能。
现在，像临安这样的小城市已放松了户口制度，新的外来人员若想落户定居比以前相对要容易了。也有一些地方政府开始试点取消城乡二元化户口体系，消除同一地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差别待遇，这样，农民便可以轻松、合法地成为当地城市人口。改变户籍所在地也比以前多少要容易一些，需要的特殊程序也少了。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主任段成荣说，现在国家正在向放松人口流动管制的方向改革，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具体实施当中还有一些问题，但对农民工最明显的限制正在逐渐取消。
但现在离彻底取消户籍限制还很遥远。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一直就不接受农民落户。一些中小城市的领导经常抱怨，没有资金扩大社会服务项目、建设更多基础设施来满足流动人口涌入所产生的新需求。
以河南商丘为例。据联合国估计，1980年时该市人口只有17.1万，但到2005年已达到165万。这个膨胀速度在全中国处于前列。
商丘市长王保存在接受采访时说，这里跟你们纽约不一样，你们已经很成熟了，我们是一个新兴城市，需要大量基础设施。迁到城里来的人需要很多服务，但我们建设基础设施的速度跟不上城市发展的速度。
商丘当然需要更多的污水处理厂和供电设施，但更急需的还是学校和医院。王保存谈到，怎样才能满足进城农民所需的社会服务，这的确是个问题。
城市化影响的不仅是“城市”，还有那些被农民抛在身后的乡村。当新的外来务工人员挤满又一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在或近或远的地方，一定有一些村庄陷入更深的沉寂和空寥。那里人们的生活水平将越来越依赖出外打工的人寄回的汇款。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中国人口越来越向为数不多的经济发达城市集中的现实。
河南信阳是个农业市。市长郭瑞民说，现在北京发展得很好，上海也是，但像我们这样的地方根本没有那样的发展条件。对城市化我们能做的就是，培训好我们的人，让他们到那些地方能找到工作、挣到钱、生活下去。
或许，中国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最为迫切的问题并不在于“进城”，而是“离乡”。那些进城后拿到城市户口的人不得不放弃在老家的土地，而有些人并不愿意这样，因为如果城里的工作不满意，他们本来还可以回到家乡种地为生。
对大多数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仅有的真正财产。中国不允许自由买卖耕地，它属于村民集体所有，这其实也是国家所有制的又一种形式。支持土地私有化的人说，允许土地买卖能让希望到城市开始新生活的农民有一个积累资本的渠道。但卖掉土地会让他们失去在农村的立命之本。政府方面不希望冒这样的风险，因此一直反对土地私有化。
中国社科院劳动经济学家张车伟说，我们希望避免出现失地农民在城里和乡下都没有归宿的局面。这是一个很困难、很棘手的问题，这方面怎么改革目前没人有一个清晰的思路。
Andrew Bat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