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众多中国企业与灾区同悲，解囊捐赠，金额从数十万到千万不等。而在此时，一篇被题为《印尼海啸和此次地震捐赠对比！拷问中国企业家的良心》的网文正在流传。该文通过对一些企业的捐赠金额对比，质疑那些捐赠较少的企业在此次地震事件中的良心，并辅以抵制相威胁。
不妨列举一二：“华硕公司（印尼海啸）捐赠金额2500万人民币（本次地震仅仅捐献了300万，华硕公司难道认为印尼的市场比我中国市场重要10倍？）”，“沃尔玛在超市内设置了募捐箱，同时沃尔玛基金会也捐赠了200万美元（哇，真的不少，给我们捐了300万RMB，是不是有一天你也该滚出中国了”，等等。
基于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理念、程序、实施方式等方面因素的理解和考虑，笔者无法苟同这篇文章的观点。
不可否认，我们当然希望那些大型国际和国内公司能为中国灾区多捐些钱。但如果以中国市场为出发点，把企业的慈善行为同经济利益挂钩，则是危险的。依此逻辑，企业不应去帮助那些可能带来很少经济利益的弱势群体，而是不断讨好那些大财阀。显然，这正是我们所反对的，即把企业的慈善活动或者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做成市场营销和公关行为，而非真正出于公共道德去承担企业本身的公民道义。
既然个人在捐赠时总是不断被告知：捐多捐少没有关系，而在于一片爱心。那为什么企业的捐赠数额就要备受挑剔？其实，我们倒应该拒绝那些没有价值的“捐赠排行榜”。尽管国外也有些慈善排行榜，但这多半是对机构的一个综合排行（实力、管理能力、持续发展能力等），而并没有在一个孤立的事件中对所捐额进行排名。因为这种简单的排名会逐渐演生出一种捐赠的攀比心态并造成企业捐赠的压力。而从中外灾难捐赠数额的对比中挑刺，则让人愕然。这其实暴露了某种狭隘和自闭。
据相关报告披露：2007年，中国公众和企业的慈善捐赠（款物）总额，已达到223.16亿元，而来自境外的捐赠（款物）总额也达到86.09亿元。加上与慈善事业有关的彩票公益金总额356亿元、光彩系统的带捐赠性的社会责任投资约200多亿元。2007年度，中国慈善市场资金总额约865亿元，约占当年全国GDP总量的0.35%。
当我们为企业百万千万的现场捐赠欢呼，而对那些捐赠较少的“铁公鸡”投去鄙视目光时，或许已有失公允。事实上，对很多全球性企业，慈捐赠有着一套严格的程序，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周期。一家著名跨国企业员工告诉我，他们刚捐出1000万善款，然而款额多少是中国区无法决定的，必须获得全球总部和并经董事会多数成员（通常他们也分散在全球各地）同意批准才能实施，因为“钱是股东的”。这样的程序使他们几乎不可能在第一时间捐出巨款。
我随即访问了惠普、三星、沃尔玛、家乐福、诺基亚、壳牌、索尼等公司网站，这些机构在第一时间段（5月13日前后）捐赠额一般在100—300万之间，两三天后，才陆续有更大的追加捐款宣布。而像央视慈善晚会上出现的，某企业捐赠牌匾上写着3000万，到了晚会现场，其领导人当场宣布追加7000万的举动，对于跨国公司而言简直无法想象。
讨论企业社会责任，一个老问题总是不断被提起：捐钱数额是否等于企业社会责任？某种意义上说，企业捐赠是一种最懒的方式去履行社会责任——随着数字的划出并上了新闻，企业便万事大吉。其实，很多企业没有、也无法立刻捐出这么多钱，而是通过其他方式去帮助灾区：他们组织员工志愿者直接投入到救灾过程中，或是利用行业内的专长为灾区提供针对性的服务，也有的组织专家学者对救灾重建进行研讨。这些，都很难用金钱额数去衡量，而且也不具备新闻冲击力，但你不能否认，他们同样投入了精力、奉献了爱心。
对中国企业而言，汶川地震带来的最大考验是什么？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划性。
在那些巨额款额被划走时，中国企业是否考虑过灾区的具体需求是什么？如何更有效地去利用这笔钱？在灾后重建的漫长过程中还要做些什么？一个真正负责任的企业不应停留在捐赠上，而需建立一个良好的体系去规划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利用好企业内部的有效资源（而不仅是捐财物），建立起突发事件的处置程序（而非盲目不知所以），找到一个长期牢靠的合作伙伴（而非不顾捐赠效果），如是方为企业有效推动社会进步之路。
那中国企业应从网友的平直言论中反思什么？毋庸置疑，公众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一直抱有期待，期望值或高或低，因人而异。企业无需苛责大众或是激烈驳斥，而应静思自己是否真的承担了相应的责任。
也许我无法同意那篇网文的观点，但我赞赏网友对企业的监督。事实上，我们或更应关注那些捐赠资金的到位率。曾经的经验证明，在人们为企业在直播现场高举的天文数字，有时在事后变成斑斓的泡泡，无影无踪。如果我们开列一个“未到账”企业名单，我倒是乐得一见。
（作者为福特基金会国际奖学金IFP项目资助学者，现服务于一间国际企业责任咨询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