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采访者：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
2008年6月2日 星期一
彼得·诺兰（Peter Nolan）教授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他也是剑桥大学中国发展委员会主席。他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并为一些大公司在亚洲和中国的事务提供咨询。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在职业生涯中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他长期研究中国问题，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他的书在欧洲、美国和中国都影响极大。诺兰教授曾参加撰写英国《金融时报》2000年1月的中国大型商业计划报告，为此《金融时报》对他的评价是：“彼得•诺兰比世界上任何人，包括中国人，都更加了解中国公司以及它们参与的国际竞争。”以下是在伦敦的中国问题专家布朗（Kerry Brown）博士应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之邀对诺兰教授的采访。
问：你在中国研究的第一个领域是什么？
答：我从七十年代开始研究中国，当时研究的是五十年代中国农村的改革问题。我写的第一本书就是关于这个题目。我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完成了博士学位的学习，题目就是中国广东的农业问题。我当时的兴趣在发展方面。我利用当地的报纸来研究当地的机构变化，不同地区在改革速度和方式上的区别。在那之后，我开始进行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的比较研究，我和一位同事1976年写了一本书，对比了两个国家的发展。
问：你第一次访问中国是什么时候，它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答：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79年夏天，我和其他六位经济学家见到了邓小平。当时有人批评改革走得太远，步子迈得太大。关于这个问题在西方有很大的争论。在英国有些人认为人民公社还是不错的。在今后的三十年里还会有这些争论。1983年我去四川搞研究，住在广汉县，那里是当年赵紫阳开始取消集体农业的地方。当时我主要关心的是消除贫困、收入分配方式等问题。八十年代农村实行了体制改革后，极大地改善了那里的贫困状况。
问：那么在八十年代改革的头十年里你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呢？
答：在八十年代末，我越来越关心苏联的改革，在苏联解体后不久我主要是教授俄罗斯问题。当时我就相信，中国的改革方法要比俄罗斯的方法好。苏联是西方由于政治原因要推翻这个制度的牺牲品。我认为这样做十分危险。我相信中国的方法是正确的，虽然当时有许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尤其是在1989年和九十年代初，不过我还是坚信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会繁荣和成功。最后的结果是戈尔巴乔夫失败了，邓小平成功了。
问：苏联解体后，你的研究转向什么方面？
答：在九十年代初期，我对中国的经济自由化，以及它如何帮助中国企业赶上发达国家的企业问题深感兴趣。我认为正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性质才使那些大公司更加强大，但如果你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你如果开放你的经济，你的公司就会难以对付它们的冲击。于是我开始研究中国的大企业和世界上的大企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直到今天我始终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它不仅需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情况，还要正确地解读它在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内意义。我不仅观察全球经济的变化，还要看中国的经济是如何变化的。在九十年代末，这些变化相当快。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它在2001年加入WTO后需要把自己的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在一起。
问：你做了这么多研究，那么目前你对中国的什么问题感兴趣呢？
答：最近我开始关注中国面临的更大的政治和社会变化以及它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中国需要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模式与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之间找到一种方法。中国人常说的“古为今用”就是这个道理。在最近两年里，我又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希望搞清楚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发生的情况。我认为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市场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财富，但同时它们也引起了各种矛盾。这些都是对人类的极大挑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环境恶化，不平等和社会公正。全球的金融体系制造了一种危险的经济泡沫，这种泡沫正在破裂。我认为美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它可以通过调整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和中国的关系来解决。其实，在我看来，中国是我们解决大部分主要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没有中国的话，我们就无法找到最终的解决办法。
问：在观察中国时是不是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呢？
答：不了解中国的过去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目前中国发生的事情。最好的办法是读一读Ray Huang写的“1587年-普通的一年”，这本书在中国广为流传。它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中国领导人与历史的联系。
问：你是否欢迎中国成为英国社会主流关心的问题？我们是否已做好准备在今后接受中国对我们的影响？
答：在英国到处都有中国中心。有各种各样涉及中国的活动。在英国，从中学到大学，有许多人都在学习中国的各方面问题。好像很难找到与中国问题无关的课程。人们希望中能成为我们的社会主流的一部分，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lt;BR>
问：英中关显趺殆？你认为哪方面最强?amp;nbsp;
答：英国对中国最大的吸引力就是英国英语，尤其是针对美国和澳大利亚英语来说。中国人也十分看重英国的大学和她的教育制度。英国的经济模式也很重要，中国人对英国的自由化经济，我们的以金融为基础的开放式经济都很感兴趣，他们希望能借鉴不同国家的经验。
问：你是否对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发生的变化感到吃惊？是否对自己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感到满意？
答：我是一个关心全球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而不是一个汉学家。汉学家的工作非常有趣，但是我的研究领域与此不同。在七十年代我就相信，中国在将来会对全球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所以我对中国现在取得的成果并不感到吃惊，尽管对它的政府来说是巨大的成果。我始终对此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