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了，外商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大量外商直接投资(FDI)带来的结果是核心技术缺乏症，这的确让人不可思议却又不得不面对。”1月26日，商务部对外经济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发布了《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作为报告的主要执笔者，中心主任王志乐心中感慨良多。

　　这份报告客观评价了25年来我国利用外资取得的成果，但却也尖锐地指出跨国公司的FDI大量增加而中国科技水平提升速度偏慢的问题。

　　报告称，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到2004年的9月止，中国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55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GDP的贡献超过40%，但是FDI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地位显露垄断苗头，大量FDI的引进造成的负面影响扩大，其中最主要的是“让出了市场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技术提升，这同我们‘市场换技术’的初衷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由商务部下属智囊机构发布，而且又赶上国内取消外资‘超国民待遇’呼声日隆的时候，此报告自然非比寻常。”分析人士指出。此前的1月16日，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出席世界经济形式报告会时，首次提出内外资所得税合并的消息，并随即在国内引起一场“税改风暴”。

　　FDI功过

　　“我们是不是高估了FDI作为引进现代技术、观念、服务的载体的作用呢?我觉得这需要重新思考。”专注于科技创新和FDI研究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王春法对于“市场换技术”的说法有着同样的观点。“至少目前看来，FDI的大量引进并没有带动中国科技创新的质的飞跃。”

　　2003年1-4月，王春法带领课题组在北京、上海、苏州、东莞4个城市对近400家FDI企业进行了调研，并完成了一份名为《利用外资与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研究》报告。

　　该报告的主要研究点在于，FDI带来的大量国外科技如何对当地产业价值链和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产生影响。王春法在其中提出一个重要观点是，随着FDI带来的大量国外科技，实际上对本地原有的科技是一种“挤出”效应。

　　“怎么说呢?从产业和商业化角度来说，就是国外先进科技带来的产品，对国内现有技术生产的产品实际上是一种摧毁，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要想跟他们(跨国公司)竞争就必须购买他们的技术，循环始至，我们始终在技术创新上难以有所突破。”王表示。

　　从1992年十四大发布深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FDI的速度越来越快，金额也越来越多，2003年使用外资已经达到了535亿美元，2004年将超过600亿美元。而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资料，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2000年达到13880亿美元的高峰之后，而2003年降到5596亿美元，中国吸收了将近10%。

　　“如此丰厚的FDI大餐，实际上帮助了中国企业转变观念学习并发展技术，FDI的技术‘溢出’效益更强，带动的是行业科技水平的大步发展。”王志乐则强调FDI的技术“溢出”效益。

　　王志乐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并未讳言FDI带来的负面效应：其一，外资带来了经济繁荣，使得中国GDP迅速增加，但是中国的GNI(国民总收入)并没有取得与GDP同样快速发展。中国有可能出现“增产而不增收”、“繁荣而不富裕”的后果；

　　其二，在探讨跨国公司对于中国技术发展中影响时，不能把体现在产品上的技术同能够开发、设计和生产这些产品的技术能力混为一谈。据调查，进入中国的绝大多数著名跨国公司按照合同都认真地转让了技术，而且这些转让的技术绝大多数是先进技术。问题在于，一些行业的中国企业在与跨国公司合作过程中没有通过引进、消化、创新把这些技术转化为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因此中国当地企业处在依赖跨国公司提供技术和不断引进技术的被动地位；

　　其三，中国加入WTO以来，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经营环境越来越宽松。许多跨国公司通过建立地区总部和设立运营中心而逐步实现集团化，其竞争实力明显加强。跨国公司利用其市场优势地位限制竞争的能力将进一步加强；

　　其四，FDI使用效率不够，单位能源消耗产生的GDP仍然不高，这同许多地方的优惠政策泛滥有关。

　　“这些问题的出现，是我们反思FDI和反思‘市场换技术’的基础。”王称。

　　“大市场”不等于“高技术”

　　2004年12月28日，中国两家DVD出口骨干企业将飞利浦、索尼告上美国圣地亚哥市的加州南方地区法院，指控它们与先锋公司组成的DVD专利许可政策违反美国联邦和州的多部法律。中国两家企业称，以飞利浦、索尼为主的企业过高征收专利费和在中国市场不正当竞争，使得世界市场上DVD价格上涨，已经造成了中国企业出口困难。

　　“专利授权不解决，中国企业难以有自如的世界市场控制力。”王春法称。

　　中国加入WTO之后，面临的最紧要问题不是如何吸引FDI，而是如何解决知识产权。”王志乐也同样认为，“中国技术换市场的初衷应是如此。”

　　现实是，从中国生产出口的产品日益增多，而掌握在中国人手中的专利技术和核心技术却没有多少。譬如DVD65项专利中，我国自主的有33项，但是有10项不是核心技术；电视机的40项专利中，我国自有知识产权的不过18项。

　　“DVD产业只是整个中国科技水平面临困境的缩影，由于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阶段特征，他们仅仅将商品产业两中最没有附加利润的组装环节放在了中国，看重的就是中国的无限供应的廉价劳动力。”王春法不无遗憾地称，“广东今年发出民工荒的问题。在我看来是好事情，因为劳动力不是无限供应的商品，是要有相应价值的商品。”

　　在王春法的基于东莞的研究报告中，对于当地FDI为制造业尤其是电子产品制造业带来的技术发展作了详细的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FDI公司与母公司的设备采购和元件采购是维持与母公司技术联系的重要渠道，并且严重依赖母公司的设备和技术；从无形技术引入来看，FDI企业主要通过“技术咨询”方式与母公司保持联系，而以人员交流为辅；从同母公司之间的技术交叉程度来看，外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在产品价值链中处于低端位置；FDI公司同其他企业的科技合作有限，同中国本地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有限，向国内其他企业技术转让很有限。

　　“在东莞技术交流的主要途径是技术人员的流动，这种有限的技术流动方式也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方科技水平的提高。”王春法表示。

　　在王志乐的报告中，则对大市场换不来高技术的原因归结于体制和政策的缺陷。“前不久碰见一位日本客人，他很不客气地对我说：‘中国人连偷技术的热情’都没有!我当时就觉得非常的脸红，为什么?我们自己都满足于依赖别国的技术获得经济的高速发展，还有什么动力让我们自己去创新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地方对招商引资的过度追求，使得外资在中国享受了超国民待遇，有的企业大量占用土地资源，这种现象在港台企业身上最明显。他们消耗和占用了大量资源，却没有创造与之相适应的大量产业链条价值，严重影响了产业技术水平的整体提高。”王表示。

　　反思FDI

　　“引进外资和发展科技，二者是不矛盾的。但是，在真正的效果评估上，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识。”王志乐说。

　　中国半导体协会秘书长徐小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外资的大量引进非常迅速地促进了中国半导体行业的整体进步，部分企业已经具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能力，中国半导体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也不仅仅是组装环节了。

　　徐小田认为，外资在中国半导体行业所产生的科技带动力不容忽视，“有效利用外资是其用市场换技术的成功之处”。

　　王春法始终坚持认为，反思FDI的最根本是反思自己如何评估引进，FDI之后所产生的效益，“要知道，我们很多地方的优惠政策引进的外资，我们是付出了隐性成本的，这个成本也应该核算到支出当中去。”

　　王志乐则在报告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表示对FDI带来的负面效应，应当从注重数量转向注重使用的质量，并合理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外商投资在地区结构、行业结构和单位面积投资密度的优化。“这些变化的基础应当是基于扩大开放和国家宏观调控基础之上的。”

　　“所以，我们认为，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在中国改革开放是起到了相适应的发展作用的，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们应当要求跨国公司在中国承担起社会公民的角色，承担起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并积极为中国服务。通过强化企业责任，把先进的理念和管理制度引进中国。”

　　王春法则提醒称，跨国公司FDI投资的新动向是集团化和独资化，由此带来的技术垄断和利润转移应当值得注意。

链接：

商务部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出炉背景

　　“科技不兴，国家何兴！”在1992年提出“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之下，来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同中国政府或企业签订的各种技术转让合同，如今都被视为了WTO之后的“强人所难”之物。同时，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通过重新组合，已经很快形成了集团化和独资化的方式，对中国本土企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王志乐教授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开始了FDI同中国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2月3日，王志乐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FDI作用不可否认

　　《21世纪》：此前关于FDI的争论大多在反思中国利用FDI的效果之上，你怎么看待？

　　王志乐：首先，跨国公司的FDI在中国发展进程中，和对中国科技水平的提升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不能否认。而FDI大量涌入肯定是有原因的，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局势稳定和发展，以及庞大的市场有利于投资；当然不排除有些地方为追求短期政绩而滥用优惠政策，造成外商投资的卖方市场。现在，跨国公司在中国进入WTO之后，新一轮投资特征趋向集团化，一定程度上形成行业垄断；而且有些FDI企业占用资源过多，但是投资的附加值不高，对当地的整体产业链和价值链延伸没有带来益处，尤其是港台企业，这种状况尤其严重。

　　因此我认为，要使FDI在中国今后的发展中充当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不应该因为看到目前FDI产生的暂时困难，而否定继续扩大开放引进外资；当然，也不能因为大量引进FDI能够很快创造GDP就片面强调FDI的促进作用，需要理性分析和思考。

　　《21世纪》：对国家来说，究竟是引进技术重要还是引进FDI重要？

　　王志乐：这不是谁先谁后、谁重要谁不重要的问题。国家提出“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初衷，就是利用FDI作为资金、技术、观念、体制的载体而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现在看来，也许并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好，但是不能否认“市场换技术”的历史作用。

　　讨论对FDI的重新思考，主要是如何对FDI的效果进行评估。之前，我们可能主要看中FDI的数量，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需要人家的资金来支持发展；现在我们应当更注重FDI引进的质量，从FDI的地区结构、行业结构和单位面积的土地资源所获得的投资效益等进行合理的评估。

　　把技术转让和创新能力分开

　　《21世纪》：有观点认为，虽然FDI同中国科技的发展息息相关，但却在发展中出了问题，您怎么看？

　　王志乐：我认为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手中掌握了绝大部分技术，而且每年新注册的专利也都基本集中在他们手中，而且他们每年在研发上面的投入远远超过我们本地的企业。但有一点要清楚，技术转让如果是跨国公司的责任，那么创新能力就是本地企业的责任。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中国整体的科研水平不高，而片面指责跨国公司没有履行义务或者过多控制手中的技术。

　　日本的发展历史值得我们学习，他们在引进1美元的技术同时，接下来就有7美元花在消化和吸收这些新技术上面，然后还要花更多美元放在创新上，中国恰恰相反。所以，自己的学习能力够不够，是一个关键问题，当然，这就牵扯到很多方面的原因。

　　《21世纪》：中国企业如何获得跨国公司手中的核心技术？是不是只有联想并购IBM这样一条路？

　　王志乐：获得跨国公司手中的核心技术，通过技术转让和购买都可以实现。但是，关键在于你如何去消化？联想买来IBM也就十几亿美元，但是它花在消化和吸收IBM技术上可能数倍于此，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必须留住那些在IBM的员工，并建立起相适应的制度。这些原本技术本身非常重要。

　　你不自己消化创新，那么就永远处在购买别人技术的最低端，价值实现也没有那么长远。

　　《21世纪》：在您的报告中提出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要求，那么跨国公司除了带来资金和技术之外，还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王志乐：之前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中资、合资和外资企业，统统当成中国企业，这样，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就有一个统一要求，并能够更好的按照市场经济体制运作。对于跨国公司，我认为应给予其国民待遇。

　　我认为跨国公司有四大社会责任：一是遵守当地法律和道德准则；二是关心员工；三是维护环境质量；四是对社会和经济福利的贡献，比如传播国际标准，向贫困社区提供水、能源、医药、教育和信息技术等要素产品和服务。同时，还应帮助中国建立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当然，中国企业在海外同样也要承担这些社会责任。这样，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才会健康，同样带回的收益也就能提高中国GNI的水平。 (21世纪经济报道 雷中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