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越南经济发展遇到了重大波折。1月份以来，越南股市已下跌58%，越南盾兑美元已贬值27%，胡志明市的房地产价格已下跌50%。同时，越南的CPI月度上涨幅度为12.6%，5月份CPI指数上涨更是高达25.2%。1-5月份越南贸易赤字达到了144亿美元，越南今年外债规模将达240亿美元，超出21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水平。

　　越南金融动荡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有理由追问：越南金融动荡的内在成因是什么？此次动荡对世界、特别是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从根本上说，越南金融动荡是一个系统性事件，它是越南经济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外部的偶发性波动和滞后的经济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越南总量经济保持了年均7.5%的高速增长趋势。但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外贸驱动，内部需求对增长的贡献度相对较低。在国内资本短缺而劳动力低廉的条件下，外资注入和进口依赖成为拉动越南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政府为吸引外资和刺激投资，不仅大量举借外债，还迅速开放货币市场和金融服务，其结果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导致热钱大量涌入。热钱涌入和过度借贷使越南经济对外依存程度显著增大、国内资产价格不断走高、通胀压力持续累积。2007年之后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急遽变化，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美元贬值，致使越南出口规模缩减而贸易赤字攀升。与此同时，钢材、石油和粮食等价格的攀升，致使越南企业和农民的生产成本提高，其生产和供给能力受到挑战，结果导致物价走高、通胀出现。为了抑制不断走高的物价水平，越南政府被迫在今年第一季度将经济增速调低至7.0%，将利率调高1.5个百分点，将越南盾兑美元浮动区间扩大到1%，这些措施使市场强化了对于越南经济的悲观预期，最终导致外资流出、货币贬值、股市急挫、楼市下跌等并发齐至。

　　尽管如此，综合各方因素判断，此次金融动荡更像是越南经济的一个“剧烈调整”和“内部革命”，目前似乎难以将其看成是越南经济走向崩溃的先兆，也很难将其归结为类似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引发大面积危机传染的前奏。

　　就我国而言，越南金融动荡会在个别领域对我国经济产生一些影响，但不会对我国宏观经济造成重大挑战和威胁。从经济关联性的角度看，中越贸易在我国贸易总量中的占比较小，越南金融动荡向我国传染的概率极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08年4月号的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对越南出口额为119.01亿美元，仅占我国2007年出口总额的0.98%。从经济基本面的角度看，我国的“大国经济”特征非常显著，其通过内部调整来化解发展中问题的余地很大，且我国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保持双顺差，长期增长潜力也不会引致国际资本的急速流出，2008年4月外汇储备已超过1.75万亿美元，我国应对国际经济波动的能力较强。从政策制定的角度看，我国在金融政策选择中特别强调渐进、可控原则，在经济增长和经验积累的基础上，2005年我国宣布放弃人民币钉住美元的联系汇率机制，并开始实施有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7年在通胀压力初显时，中央政府就提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

　　尽管越南金融动荡不会对我国构成传染性威胁，但引致越南金融动荡的某些因素在我国经济中也有所体现，因此应重视此次越南金融动荡的借鉴和警示意义。首先，应注意化解经济增长内部的结构性问题。结构性问题通常是导致金融动荡的根本原因。必须提高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降低外部波动对国内经济的风险传染概率。为此，必须在收入分配中更加凸显公平原则，切实缩减城乡、区域和行业的收入差距，完善农村和城市低收入者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刺激国内需求和优化经济结构提供坚实基础。其次，按照渐进、可控原则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我国正在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基于国际化和市场化背景所作的正确选择，未来应在考虑国内外经济格局变动的基础上增强汇率调整的灵活性和可控性。对于国外直接投资，也应通过体制创新和市场完善，通过降低实体经济进入门槛、抬高虚拟经济进入门槛以防止热钱冲击。最后，通过结构调整和体制变革化解流动性过剩。在灾后重建可能增大需求的背景下，应通过政策信号传递中央政府继续加强宏观调控的决心。同时，基于我国面临食品推动型通胀压力而政府税收高速增长的格局，可适时对企业减税并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通过供求关系改变舒缓当前的通货膨胀压力。（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