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确需要一个新学说：200多年来，我们首次面临国际体系并非由欧洲或美国所主宰的前景。
但“后美国世界”是必然的吗？如果我们打算相信倡导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联盟的人，答案就是否定的。罗伯特•凯根(Robert Kagan)最近提出的这个观点正在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中传播。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已公开表示支持这一观点，民主党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顾问也执笔起草了类似计划。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的教授们甚至草拟了一个民主国家联盟宪章。我们感觉到了希望：随着伊拉克战争埋葬了新保守主义者，这可能将是一个属于自由国际主义者的时刻。
值得赞许的是，与我们过去8年目睹的状况相比，他们寻求与美国的盟友们建立一种更为密切的关系。不太值得称赞但可以理解的是，他们对联合国感到失望，对俄罗斯和中国阻止安理会行动的否决票感到不耐烦。这个问题首先出现在克林顿(Clinton)政府时期的科索沃危机上；近来苏丹、伊朗及缅甸问题上的僵局增加了激进主义者的不满。许多倡导建立新联盟的人士表示，我们希望联合国改革，但我们不能永无止境地等下去。他们看到俄罗斯和中国妨碍了他们所说的“全球自由共识”。美国代表普遍的价值观，如果联合国挡了路，那么形势对联合国来说就更加糟糕了。
在这种关于联盟和一致及宪章的谈论背后，我们发现了对二战乃至一战前那段日子惊人的怀旧情绪，那时，强权们在谈到自己的盟友和实力时比今天更为坦诚。但过去的时光并不是那么值得效仿的范例。更别说在19世纪，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事实上从未像今天人们所敦促的那样，要站在一起，彼此对立。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为何人们会希望回到最终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的那种国际政治格局。我们不要忘记联合国是如何诞生的。联合国的创始者——丘吉尔(Churchill)、罗斯福(Roosevelt)和斯大林(Stalin)本身就是19世纪的人，他们从强权协定的灾难性瓦解中汲取了宝贵的教训。在寻求给分裂的世界带来和平时，他们并不相信，国际机构的首要任务是推行一套特定的价值观。相反，他们寻求创建一个论坛，让全球主要（和次要）的强国都有切身的利益。简言之，他们创建联合国的目的，正是阻止世界分裂成今天人们敦促我们形成的彼此竞争的盟友体系。因此从一开始，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就积极地置身其中。即便在冷战高峰时期，美国和前苏联确保了共产主义卫星国和右翼威权政府都能获准成为联合国新成员。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以及对第三次核战争的恐惧，使这种普遍性原则显得颇为宝贵，并超越了意识形态差异。
扩大成员国数量，提高了联合国的合法性，但也有一定代价；它增加了管理的难度，让联合国日益处于全球事务的边缘。今天，几乎每个人都赞同联合国迫切需要改革；该组织运行不善，绷得过紧，效率低下，软弱的秘书处与僵化的安理会的组合不起作用。但事实是，我们比以往更需要一个运作有效的合法国际机构——特别是因为我们正迈向真正多极化体系的未知领域，这在世界史上还是第一次。
对美国政府来说，多极化将尤其难以接受，因为与其它任何强权不同，美国一直将其在全球的使命等同于传播自身的价值观。但没有哪个民主政体的联盟会让时钟倒行。如果美国政府（以及整个西方世界）承认短暂的美国世纪正走向尽头，这对所有人来说都会更好。
这对于美国人来说尤其更好。下一届美国政府不应被建立新国际机构重塑世界格局的一想法分散了注意力，也不应被另一场宣扬“西方价值观”的圣战所困扰——这种圣战必然会树立新的敌人。在管理向多极化世界的过渡时，恰当的磋商和调低期望，可以让共同关注的问题占据更大比重。如果伴随着美国在国际舞台上角色得到更温和的看待，那么将民主和人权作为外交政策目标加以推行的做法就会变得更加有效。至于联合国，与这个由美国帮助创建的机构相比，我们很难看到还有其它哪个真正的全球性机构可能给予美国更大的影响力。如果美国人希望自己的价值观在未来几年成为主流，他们就应围绕这家他们在1945年后创建的机构框架来努力，而不是加速它的灭亡。改革联合国具有难度，取代它则是不可能的。
本文作者的《希特勒的帝国：纳粹在被占领欧洲的统治》(Hitler's Empire: Nazi Rule in Occupied Europe)将于本月由企鹅出版社(Penguin)出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历史。
( 作者：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 2008年6月17日 星期二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