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价值是商品的信息价值，卡尼曼称其为体验效用。所谓人们不熟悉，是指一般经济学家只承认商品具有二重属性，对以“信息、体验、符号”为特征的这第三重属性，还没形成共识。但实际上，所有人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感到这种第三重属性的存在。
比如，结婚戒指，它的符号价值，显然不同于它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别人几乎不可能仅仅凭其交换价值，就把它从主人手上交换过来；而一旦丢失，它对于主人的损失，也绝不仅仅限于它的市面价值。
这是符号经济或虚拟经济的预言家、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鲍德里亚喜欢举的例子。在鲍德里亚看来，在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外，确实存在一种他称为“符号价值”的东西。
不理解符号价值，就不可能懂得体验经济的所以然。符号价值，或者叫体验效用，是体验经济的基因。了解这种商业基本的遗传密码，是理解当前体验经济为何如火如荼的钥匙，也是换个角度观察知识经济前景的指向标。
后现代主义经济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可以分别视为对“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内核理念的高度概括。不理解这一点，可以说对信息化，基本未入门径。
对体验经济，也要做如是解。表现看起来，这又是一种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直接经济不同的新“概念”。其实，没有信息经济，没有知识经济，没有网络经济，没有直接经济，也没有体验经济，只有完全一模一样的同一样东西??后现代性。这些所谓“经济”的说法，只不过是对后现代性的不同悟法。就象佛法有瑜珈宗、禅宗、净土宗、华严宗、密宗等多种悟法，但佛性只有一个一样。悟不透“后现代性”是什么，新的现代化，就会成为“理性缺位的启蒙”。悟透“后现代性”，不等于要一步迈入信息社会，而是至少要保证“新型工业化”中的“新型”，是货真价实的新型；而非只有形似，没有神似的“伪新型”。光有IT，不等于后现代化。这道理，就如割了辩子，不等于走向共和一样。
“伪新型”工业化思潮的特征，是高举信息技术，来打倒第二次现代化的灵魂。所以我提倡，对信息化，要悟。因为我们没有进入信息社会，身边没有信息社会的经验可供直观。不悟，一定难免以身边工业社会经验偷换概念，把信息化的经念歪了。学电脑网络，不是悟。就象念经本身，不能保证悟到佛性一样。僧人法达，自称念诵《法华经》三千，但一句话就让惠能给问趴下了。道理就是这样。所以虽然有人不赞成我谈启蒙，但我还是要坚持讲“新型”与“旧型”的不同，而且偏要往根上讲。悟佛不悟透，进这个门干什么呢？
最近，我闭门思过两个月。就悟这“缺位理性”一件事。我越来越觉得，“体验”二字，是整个后现代性的“舍利子”。后现代性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就是“体验”。开始，我还以为只我自己这样想，后来跟托夫勒当面谈，愈发印证了这一点。最震憾我的，是发现后现代性转向的第一位关键旗帜性人物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通论》中一章一章成百遍地反复谈“体验”（我将出书给大家逐段逐句解释），作为“回到事物本身”的要津。可惜胡塞尔不懂经济学。我又发现了公认的后现代主义思想领袖鲍德里亚，他对“体验”的彻悟，令我不由联想到六祖惠能。惠能成熟时期，一句“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震动岭南。如今鲍德里亚悟到的，正好是这个：不是使用价值（风动），不是交换价值（幡动），而是符号价值（心动）。
后现代经济，如此，则第一次有了新型的“新”意之所在。非常神奇的是，鲍德里亚对体验顿悟，与托夫勒对体验顿悟，同发生于1970年。那时，既没有互联网，也没有体验经济。但鲍德里亚神机妙算到体验经济的本质：“数码化是它的形而上学原则，ＤＮＡ是它的预言家”。提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外还有体验效用的卡尼曼，最近一届才刚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而鲍德里亚远在３０年前，一镐头正刨到了同一个问题的根上。柏拉图、老子、庄子、狄尔泰、慧能、王阳明、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熊十力、梅罗－庞蒂、伽达默尔、托夫勒、马斯洛、卡尼曼、派恩……灿烂星光，直指同一方向，如此天象，蔚为壮观。尽管一些虚无主义小网虫对我说的“体验”鄙夷不屑，对时下商家靠体验赚得正欢的现象不满意，声色俱厉要我放弃，但我心里总是有点怕：再大胆的假设，万一它是真理怎么办？这些思想家万一比那小网虫水平高怎么办？那些商家的实践，万一真有道理怎么办？……所以我还是不能打消对真理更大一分的敬畏，顾不得教科书和小书虫怎么说了。
谈符号价值这个问题，把意义抬高一点，就在这里。是为了和大家一起，悟新经济之道。
符号价值
讲知不到慧，老死也白费。我们现在谈信息经济，谈知识经济，如果老是风动（物质上的网络线路如何如何）、幡动（货币上的知识资本如何如何），不到心动（意识中的消费主体如何如何），早晚会把信息革命的真经，念成北洋水师式的洋务运动，最后挨打了事。
鲍德里亚是个有心人，有慧根的人。他在信息革命到来之前，就想（当然，这是我模仿他的思路这么“想”），等信息革命到来后，如何不把经念歪了呢？当然要把道悟到最深处才行。那时中国正闹“文化大革命”，他也没有网络股可炒，于是整天在家呆想。鲍德里亚的顿悟，还是受马克思启发。他说：“当马克思着手分析资本时，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一种罕见的现象”。他要象马克思抓住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二重性，从而从根子上预见到工业经济的整个秘密那样，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外，再加上一个符号价值，从而从根子上预见到信息经济的整个秘密。这成为鲍德里亚理论的核心思想和根本思路。他的所有书，从头到尾贯穿的就是这条主线。
在信息化建设中，大家都太忙了，谁都没有象鲍德里亚想得这么深，没有留意自己“种”的真假。没有想到从经济最简单的细胞上，从商品的基因构成上，看看它与工业经济的“种”有什么两样。没发现信息经济不同于工业经济，在商品二重性之外，还有个第三重性，所以一开始就把“种”搞错了。大家辛辛苦苦翻下龙种，出来一看，不好，是个跳蚤！于是不敢搞信息化了。种都是假的，出来的东西能是真的吗？工业革命前，出个马克思，真是福气；信息革命没有再出个马克思，大家吃亏吃大发了。
鲍德里亚从商品在二重性之外还有符号价值的假设出发，进一步推论出，未来必将出现一个以仿真为特点的符号经济，而且是向着“酷”的方向去的（cool，这个词用法与现在是一样的，是体验之酷）。他算得真准!那可是在1970年，《第三次浪潮》还没出版呢。(三大门户董事会，如果有鲍德里亚预言能力的1/30，陈天桥就死定了；中华网如果读懂了鲍德里亚，陈天桥也绝不会咸鱼翻身)。所以，你看时下所有关于后现代理论的书，在谈到鲍德里亚时，一般都把“符号价值”和“仿真”当作重点来介绍。你可能会想，“仿真”有什么了不起的，谁都知道。但你只要真读一读鲍德里亚的书，就会发现与你想的大不一样。“骇世惊俗”呐，心脏有毛病的都没法看。
他想的是：虚拟能不能比真实更加真实?!全中国，据我所知，只有1999年的陈帆红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并想到了一定的深度。为此，她成就了“20世纪最后一个童话”。为了这个问题，我还曾在普陀山面壁求道。那时以为悟了，其实悟得只是有一点透，但并不完全透。直到把鲍德里亚的书与《六祖坛经》对照着看，才算想明白。惠能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其实悟得是不透的。我在普陀时，也就想到这儿为止。弘忍用鞋把这句擦去，说“亦未见性”，世人以为只是在保护惠能，其实是惠能真未见性。他的认识水平只是到了觉得，虚是实的对立面，既然不是实，就是虚了。惠能真悟，是在弘忍给他讲《金刚经》的时候。惠能连说：“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这话我原来不解，在解了胡塞尔的“体验”之后，对照鲍德里亚的仿真说，再读此言，顿觉五雷轰顶。
《金刚经》要反过来理解，“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既然实“相”是虚妄，那更“虚”之虚（鲍德里亚所谓“符号”，我们所谓信息），在虚妄上，不过是五十步和百步之间而已。有什么理由说，只有实的，才是实，实不是虚呢？反之，虚的东西，在实上面，也不见得就弱到哪里。真实不真实，主要看自性，自性无有虚实之分。鲍德里亚说的仿真（simulation）没有“仿”（counterfeit）的意思，可能这种语言里没合适词表述了。正是在“真伪莫辩”而不是在“以假乱真”这个意义上，他说：“这个时代不再有什么上帝来认可自身，也不再有什么最终审判能区分真伪、区分真的复活和假的复活，因为一切都已经消亡并且事先复活了”。自性就是胡塞尔所说回到事实本身，那个“本身”；或邓小平所说“实事求是”中那个作为动词的“实”，是要体验的。我这里不是说道本身，是说怎么理解鲍德里亚所说符号价值的本体论意义。鲍德里亚的书，将来会慢慢翻译过来，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我以后也会在书里讲解。这里我说的，只是理解起来，最难的地方。这个不理解，读鲍德里亚，会觉得他脑子长反了，脖子抽筋了。其实哪能呢，人家是当今西方如日中天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巨人。我们需要反思的倒是自己，我们对虚和实的关系，至少从基础理论上的思考看，和这个时代的平均水准比，基本是不成熟的。我只点一件事，韩国游戏能后来居上，超过中国，涉及产值虽然现在还不值一提，但其中门道太深了。需要50年后由别人来总结我们的死法。
鲍德里亚悟性虽高，但不是完人，尤其不是学术完人，更不是渐悟方面的功夫高深之人。他有两个弱点，学者应当给他指出来：一是他把符号价值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完全对立起来了。似乎符号决定一切。这种符号决定论太绝对，说过了。在这点上，他比黑格尔论证绝对理念差远了。黑格尔谈信息化和知识经济，其实也有鲍德里亚的意思，但黑格尔至少在逻辑上说得八面玲珑，天衣无缝。不象鲍德里亚，口无遮拦，四面漏风。但有人说他是技术决定论，也没读懂他。鲍德里亚说起决定作用的，是智慧之光，是一种符号之“酷”，绝非知识文本或技术。二是，更关键的，他对于符号价值的解释缺乏历史感。他把原始社会与后现代社会完全混为一谈，想跳过工业社会。鲍德里亚受原始经济之毒，老把经济系统比作太阳。他不想一想，人又不是太阳，如果人只象太阳一样耗散，是一个只进行快乐消费的熵增过程，用他说法，信息是“走向了绝对的熵”，而不通过生产随时补充聚集负熵，蹦达不了几天就蹬腿了。西方人他吃得再好，力比多再多，也不能整天休闲而不生产呀，除非象美国那样去压榨全世界。所以不能把生产与消费关系对立起来。信息社会不是原始社会简单回归，它只有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是更高意义上的复归。否则又成乌托邦了。
从内核推论
鲍德里亚的思想只是玄学之论？此话差矣。他在商品二重性外，加上了符号价值这一重，只是体系的内核。我随便拎出几个推论，就知他与我们想法有何不同：
信息无用，但关系死活
我们一想到信息，总是最关心：它有什么用？按鲍德里亚的观点，信息根本无用。
鲍德里亚反对将信息价值，与使用价值对号入座。相反，他希望把两者摘清楚。摘不清楚，信息就没有“自性”了（借用佛教语言），就变成物的附庸了。在鲍德里亚眼中，信息是有自己独立规律的，它不为了什么也有资格存在。不一定非得为谁谁服务。大凡说是为什么服务的，都是指这东西是工具。比如为人民服务，是指政府是人民的工具。但信息不是工具。就象鲁迅反问的那样：孩子有什么用？康德说，人是目的。这是最高的道德律令。如果信息只是工具，何来信息社会，那不成工具社会了吗？
无用之用，才是信息最大之用。死和活，就是信息最大的无用之用。死在鲍德里亚那里，指熵增；活是指熵减。信息最大的无用之用，就是决定一个社会的熵增熵减。进化叫熵减，退化叫熵增；有序叫熵减，无序叫熵增；有活力叫熵减，僵死叫熵增；反应快是熵减，反应慢叫熵增……。鲍德里亚对熵增熵减的价值评价与我们不同，这是另一个问题；但他能从生与死的高度认识信息价值，这就比只从应用角度看信息价值，更能适应这个时代。如果一定要说鲍德里亚的仿真是模仿什么，那就是模仿“自性”本身，而不是到外边去仿什么别的。所以他强调生物基因学、仿生学、全息理论等，与生命活力有关的高科技，不是偶然的。我常说，企业信息化，是为了提高企业“活力”。活是根本没有“用”的，它是目的本身，不是用。
对一个国家来说，你更不能说死有什么用，活有什么用？病毒来了，不快速反应，不信息透明，人可能就死光光了。战争来了，“活”的才能活，“死”的一定死，正常情况下，有生命力的一定能打败没有生命力的。
我和鲍德里亚观点有一点不同。他说信息无用，太绝对了点。我主张，说两句话：第一句是，首先，信息是无用之用；第二句，信息又是有用之用。这里有个主次：首先强调信息价值不为了什么，它关系到国家和企业的生机和活力，关系国家和企业的竞争优势，这是最大的无用之用。所谓不要为信息化而信息化，应当是指不要为技术而技术，不要为手段而忘记目的。其次，不否认信息价值也在于它的工具性，它可以被当作工具，服务于各种各样有益的目的。尤其对于工业化没完成的国家来说，这种工具性必然比工业化完成的国家要强。为工业化服务，就是把信息当作工具。这没有什么不对。但这与把信息价值提高到历史应战的高度，是没有矛盾的。
在微观上，就是要正确处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符号价值的辩证关系，不要走极端。
在无视符号价值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体验营销不创造价值，广告不创造价值，时尚没有价值（如把时装当成布本身，把歌星当成吊嗓子的），认识根源是觉得信息没有“自性”，这种观念不符合现代化潮流，也不符合商业实践。鲍德里亚正确地指出，符号价值在于差异性的价值。换句话说，个性化就是符号背后的“自性”之一。而这种价值取向，正好与交换价值的取向是相反的（后面还要谈的）。我们看到，从规模经济向差异经济的转变，是一个客观趋势。我们在商业实践中也可以看到，在此起彼伏的价格战、成本战之外，许多商家在聪明地提倡创造用户价值，创造用户体验，文章往往都是做在符号价值上。在这种情况下，一概否定符号价值，漠视用户心理感受，还用传统计划经济的老一套搞产品经济，就太土老帽了。信息时代的市场经济，要理直气壮为符号价值正名。
反对符号价值的另一种观念，是小农意识和传统货币观点。典型的就是股市如赌场论，反对发展符号经济（或叫虚拟经济）。对一些不是直接为实业服务的产业，总想加以限制。这就涉及符号价值本身到底有没有“自性”的问题了。反对者典型的诘问是：休闲有什么“用”，玩有什么“用”，……总而言之，人的目的性活动有什么“用”。我有时就想问他们一句，如果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从根本上说，不是把人当作目的。一旦将来有人也写出一本《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那将是谁在亵渎?鲍德里亚恰好在符号价值的系统化上，下功夫比较大，专门在“道”这个层面讲道理。如果他的书看不懂。我向大家推荐陈惠雄的《快乐原则??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
符号价值的交换规律不是等价交换规律，而象语言交换规律
这是鲍德里亚最有特色的观点之一。鲍德里亚从来没有用过体验经济这个提法。这是近两年的事。但他对体验经济独特的交换规律，是十分有心得的。与派恩解析体验经济的经验列举方法不同，鲍德里亚属于推理派，因此，对规律性的认识，就显得比三十年后的派恩还技高一筹。
如果说鲍德里亚关于符号价值的理论，师承结构主义符号论大家索绪尔，他的符号交换理论，则与著名人类学家莫斯的礼品交换理论有直接师承关系。他在价值论中受巴塔耶“太阳经济学”的影响（我认为是误导），在莫斯的影响下，多少找回点平衡。鲍德里亚根据原始社会与后现代社会同一，而与工业社会对立的观点，采纳了莫斯关于存在与等价交换原则相对的礼品交换原则的观点（我过去介绍过这种观点，不再展开）。
鲍德里亚自己的发明创造，是从符号学这边引过来的。在他假想的完全与实物经济对立的符号经济中。（我怀疑他故意让二者完全对立，只是为了说明符号交换的特殊性所在，实际上二者是不可能完全对立的）。使用价值，可以被视为一种“词汇”。交换双方，用这个“词汇”交换（交谈），只是为了沟通意义，甚至保持沟通本身，而不是为了消费这个“词汇”本身。这和莫斯观察到的原始人将礼物送来送去，但却不把它当使用价值消费掉，是一个道理。
鲍德里亚举洗衣机的例子（七十年代洗衣机可能还是稀罕东西）。人们买洗衣机，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地位（这很象我国八十年代初的情况）。当炫耀成为主要目的的时候，用来炫耀的，到底是洗衣机这种使用价值，还是电冰箱这种使用价值，已经不重要。只要这些使用价值之间的炫耀价值，也就是符号相等，就可以随便置换。商家就可以反过来想，既然你要的是等符号价值的东西，我干嘛还死盯着功能（使用价值）做文章呢？假冒名牌，就是一种坏的体验经济，给你个符号价值，而不问使用价值。这个规律，显然与价格战的规律不一样。那种相对于使用价值的贵贱，已不是竞争的主要因素了。购买小汽车就很典型。从代步这个使用价值讲，10万元的夏利，与35万元的奥迪A6，不都是四个轱辘在地上转吗？但符号价值所显示的差异价值，绝对不一样。把使用价值放在一边，如果光讲交换价值，那绝对是打出租合算。但为什么还要买私家车呢，因为符号价值不一样，体验不一样。这些都是常识。
但鲍德里亚讲出一个不是常识的东西：语言交换并不遵守等价交换规律，如果把使用价值只是当作一个象词汇那样的符号，岂不意味着符号交换也不遵守等价交换规律吗？这还没算上象征交换?这是鲍德里亚专门描述莫斯所说原始交换的情况。这里就带出了很多传统经济学解释得不完全的问题。卡尼曼之所以要在效用之外，借边沁还魂，单提出一个体验效用，也完全是为了解决鲍德里亚面对的同一个问题。只不过卡尼曼温和得多，不上纲上线到“革命”的高度，但骨子里是一样激进。就象康有为，不说祖宗错了，而说你们后人把祖宗理解错了，要托古改制。卡尼曼狡滑之处在于，他不说西方经济学错了，而假装不懂经济学，耍赖皮说自己不是经济学家，然后推说马歇尔脑袋烧糊涂了，把斯密的经念歪了，我们要回到古典，回到亚当．斯密，从边沁从头来过，然后一刀直捅传统理论心窝子。完事以后，还赶紧声明自己只是心理学家。可诺贝尔奖不管那一套，硬把经济学奖塞给他了。美国商业周刊在线很懂这种黑色幽默，写道：“丹尼尔·卡尼曼不是一位经济学家，这也许是它能分享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大理由。”
而鲍德里亚原则性就强多了。干脆认为，整个工业社会的经济学，统统解释不了这种现象。因为他认为，这种分歧，不是技术解释上的分歧，而是原则本身的分歧。分歧的实质，就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根本矛盾。现代性强调普遍性本质、一般等价交换、大规模生产，后现代性强调直接的体验、多元化分布、个性化需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矛盾，本来可以通过工业化与信息化的结合来解决。但鲍德里亚非得把这个矛盾挑开，对立起来，有你没我的样子。这是我对他不以为然的地方。
鲍德里亚这个人很怪，虽然一般哲学史和社会学史理论，都公认他是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有人还认为是“最”重要的代表），他自己却不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原来，他用后现代主义的逻辑，来拼命反抗现代主义，并不是因为认同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他理解体验经济，但不赞同体验经济。他的理想是回到原始社会，回到莫斯描述的那种茹毛饮血状态下，人们整天你给我送礼，我给你送礼的“人间天堂”。他的逻辑是：现代性（工业化），你这个魔鬼；会有后现代性（信息化）这个死对头，用我说的这套逻辑来收拾你，当然，你这个对头也是个魔鬼。你们两个都不是好东西，只有原始人才是天使。
鲍德里亚虽然确实是个天才，但想一想，这样个魔鬼也怪讨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