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6个月前，多数亚洲国家还能为高增长、低通胀而自豪。这项纪录令世界其它地区在敬重的同时，又不乏一丝嫉妒。
当时，整个地区的主要担忧是，北大西洋两岸的信贷危机会如何危害亚洲的出口拉动型经济体。人们期望，亚洲内部需求的增长，将缓解美欧经济放缓的影响，而且，无论如何，其它地区减弱的需求都会抑制价格压力的上升。
譬如，在印尼去年12月降息时，政策制定者清楚地知道自己认为危险何在。印尼央行副行长哈塔迪•萨尔沃诺(Hartadi Sarwono)表示：“政府已采取措施抑制通胀，我们无须担忧。”
但是，这些考量都被抛出了预期的轨道。事实证明，亚洲经济体承受的最大外部冲击来自通胀，而非美国消费需求降低。随着通胀率持续不断地上升，人们开始担心，亚洲各政府缺乏能力——更重要的是缺乏政治意愿——来阻止更高的国内和进口价格破坏其经济。
危险范围相当广泛，很难被人们所夸大：基本商品价格超出亚洲最贫困人群的承受能力可能引起政治动荡，而各国政府被迫过晚采取激进措施来抑制持续通胀，则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经济崩溃。
亚洲各国政府两难困境的核心是一对基本矛盾。经济学家和西方的政策决定者明白，抵御通胀压力的现代方式是降低经济增速，进而造成一定程度的经济不安全感，这样，企业和员工在抬高价格和工资时会三思而后行。但亚洲各国政府相信，它们得到支持的基础是经济的快速增长。过去10年，这种快速增长让亚洲地区的生活水平稳步向欧洲和北美靠拢。
自1994年以来一直是石油净进口国的中国两周前宣布，消费者价格通胀有所回落，但这只是亚洲地区数月以来在物价方面一条很小的好消息。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亚洲地区4月份的消费者价格通胀率达到7.5%，接近9年半以来的最高点，是去年同期3.6%的两倍还多。例如，在4月和5月之间，巴基斯坦折合成年率的通胀率从17.2%上升至19.3%。美世咨询公司(Mercer)两周前预测，由于高技能员工短缺，到2011年以前，印度的工资会以每年15%的速度上涨。
摩根大通(JPMorgan)中国证券市场部主席李晶(Jing Ulrich)认为，即便在中国，随着投入成本继续攀升，政府管制的能源价格同世界价格的差距扩大，更高的潜在通胀仍是一个“持续性担忧”。
亚洲的通胀问题并不是孤立的。从华盛顿到法兰克福，发达国家的央行都在着手应对不断上涨的物价。主要的新兴市场也纷纷效仿：巴西央行自4月以来一直在不断加息，土耳其央行最近将其2009年通胀目标上调了近一倍。
虽然通胀上涨的大致原因在全球是相同的，即高涨的能源和食品价格，但亚洲在两方面是与众不同的。首先，与进口亚洲制造品的发达经济体不同，在许多亚洲经济体，基础营养在国内支出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因而更容易受到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在韩国，消费者价格通胀的14%由食品构成，但中国和印度则分别达到33%和57%。
直到6个月前，多数亚洲国家还能为高增长、低通胀而自豪。这项纪录令世界其它地区在敬重的同时，又不乏一丝嫉妒。
当时，整个地区的主要担忧是，北大西洋两岸的信贷危机会如何危害亚洲的出口拉动型经济体。人们期望，亚洲内部需求的增长，将缓解美欧经济放缓的影响，而且，无论如何，其它地区减弱的需求都会抑制价格压力的上升。
譬如，在印尼去年12月降息时，政策制定者清楚地知道自己认为危险何在。印尼央行副行长哈塔迪•萨尔沃诺(Hartadi Sarwono)表示：“政府已采取措施抑制通胀，我们无须担忧。”
但是，这些考量都被抛出了预期的轨道。事实证明，亚洲经济体承受的最大外部冲击来自通胀，而非美国消费需求降低。随着通胀率持续不断地上升，人们开始担心，亚洲各政府缺乏能力——更重要的是缺乏政治意愿——来阻止更高的国内和进口价格破坏其经济。
危险范围相当广泛，很难被人们所夸大：基本商品价格超出亚洲最贫困人群的承受能力可能引起政治动荡，而各国政府被迫过晚采取激进措施来抑制持续通胀，则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经济崩溃。
亚洲各国政府两难困境的核心是一对基本矛盾。经济学家和西方的政策决定者明白，抵御通胀压力的现代方式是降低经济增速，进而造成一定程度的经济不安全感，这样，企业和员工在抬高价格和工资时会三思而后行。但亚洲各国政府相信，它们得到支持的基础是经济的快速增长。过去10年，这种快速增长让亚洲地区的生活水平稳步向欧洲和北美靠拢。
自1994年以来一直是石油净进口国的中国两周前宣布，消费者价格通胀有所回落，但这只是亚洲地区数月以来在物价方面一条很小的好消息。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亚洲地区4月份的消费者价格通胀率达到7.5%，接近9年半以来的最高点，是去年同期3.6%的两倍还多。例如，在4月和5月之间，巴基斯坦折合成年率的通胀率从17.2%上升至19.3%。美世咨询公司(Mercer)两周前预测，由于高技能员工短缺，到2011年以前，印度的工资会以每年15%的速度上涨。
摩根大通(JPMorgan)中国证券市场部主席李晶(Jing Ulrich)认为，即便在中国，随着投入成本继续攀升，政府管制的能源价格同世界价格的差距扩大，更高的潜在通胀仍是一个“持续性担忧”。
亚洲的通胀问题并不是孤立的。从华盛顿到法兰克福，发达国家的央行都在着手应对不断上涨的物价。主要的新兴市场也纷纷效仿：巴西央行自4月以来一直在不断加息，土耳其央行最近将其2009年通胀目标上调了近一倍。
虽然通胀上涨的大致原因在全球是相同的，即高涨的能源和食品价格，但亚洲在两方面是与众不同的。首先，与进口亚洲制造品的发达经济体不同，在许多亚洲经济体，基础营养在国内支出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因而更容易受到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在韩国，消费者价格通胀的14%由食品构成，但中国和印度则分别达到33%和57%。
其次，多数经济学观点认为，亚洲国家正在为多年来难以维系的汇率和货币政策付出代价。在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亚洲多数国家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至少最初是如此），以降低和稳定汇率，促进投资及经济增长。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的一个标准经济理论提出，经济政策中存在“三元悖论”(“impossible trinity”)，即没有哪个国家能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的同时，既控制汇率，又控制货币政策。他证明，三个目标中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另外，由于亚洲式的开放经济体侧重贸易，欢迎外国投资，要控制资本流动很难，因此通常只能在控制本国货币环境与维持汇率的稳定之间做出选择。
虽然中国等国家严密地控制着汇率，但它们却难以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为了“冲销”巨额贸易顺差导致的经济体内资金的注入，它们会向银行系统出售债券，让部分资金退出流通。不过，这类政策绝非完美。
（作者：克里斯•贾尔斯(Chris Giles)、拉斐尔•曼代(Raphael inder) 2008年6月24日 星期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