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达国家，人们正在进行冷静思考，从监管层面为此次危机的教训寻找合适的回应。但在一些较为贫困的国家，政治家却不会愿意把监管方面的事务留给监管机构处理。美国金融部门的问题不仅仅让新兴市场的民粹主义者翻新了他们对金融市场的批评，而且还让他们联合起来指责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
这些批评说到了点子上，但方向有误。这个世界目前仍然没有明白如何去监管复杂成熟的金融体系，但在如何管理相对不那么复杂成熟的金融体系方面，它已经学会了很多。因此，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在过去10年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自亚洲金融危机和俄罗斯金融危机以来，金融监管、公司治理以及透明度都有所提高。政府在管理自己的财政上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同时各央行也制定了更多的独立政策。这些进步帮助解释了，为何我们在新兴市场上迄今为止尚未看见更多的连带损害。
事实上，新兴市场对这场全球危机的正确反应，应该是加速改革，加强金融和监管的基础设施，同时尽量注意避免引致此次危机的一些偏离方向的激励措施。然而，恰恰相反的是，一些重要的改革正在发生逆转。在印度，出于政治目的的贷款豁免曾经毁坏了这里的信贷文化，而这一现象目前正在卷土重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世界银行(World Bank)最近的一份调查显示出，人们对许多市场机构（包括银行）深度不信任，而在许多前苏联国家，人们对中央计划体制这一日渐式微的工具普遍抱有怀旧之情。
许多反金融的行动是借穷人之名，即使真正的受益人是政治家自己。可笑的是，随着技术的提高以及法律基础设施的发展，给一些古老问题带来了新的解决措施，金融部门在世界很多地区终于开始给穷人提供服务。在非洲，银行和手机公司正在吸引前所未有的大量人口进入到支付系统。农作物保险和微观金融等金融创新正在促进新种子和肥料的传播使用，而期货市场为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提高了便利。印度出台了一项新法律，承诺资助谷物仓库以及电子仓库收据的发展，使得农民可以储存自己的收成，并且得到用以储存粮食的资金，直到他准备出售。这可能会比多年的国家干涉对农业信贷更加有益。
中东欧的工业化经济体是在毫无金融体系的情况下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它们脆弱的银行真正将信贷扩展至政府、大公司以及富人之外，几乎用了10年的时间。但现在，一些资本金充足、通常有外资背景的机构积极资助私企的重组，将信贷扩展至风险较大的小企业，并且为想要购房的人提供抵押贷款。由于更加便利的资金获取渠道，波罗的海国家的人民信任他们的银行，甚至超过对政治、法律机构的信任。
所有这些进步可能会面临风险，尤其是如果全球性金融危机比预计的更加长期、更加深刻的话。融资渠道将会收缩，人们对金融机构及市场的支持也会如此。新兴市场将再次为它们的经济灵魂而战——而我们曾经以为，它们的经济灵魂已经确定。很重要的是，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不要选择目前这个时机，重新考虑自己在贸易以及资本流上的位置，否则可能助长反市场的情绪。因为过去的危机经验表明，市场机构的表面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加薄弱。
埃里克•贝里勒夫(Erik Berglof)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姆•瑞占(Raghuram Rajan)是芝加哥大学商学研究所(University of Chicago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的金融学教授。
( 作者：埃里克•贝里勒夫(Erik Berglof)和拉古拉姆•瑞占(Raghuram Rajan) 2008年7月21日 星期一 译者/董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