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全面通胀
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货币升值及生产力的大幅提高使过去１０年中亚洲地区的消费者物价指数（ＣＰＩ）基本处于休眠状态——除了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少数国家外，亚洲经济体的平均年通胀率为３％甚至更低。然而，时过境迁，今天的亚洲国家都无一例外地陷入了通货膨胀的泥潭之中。
不断创出历史新高是亚洲各国通货膨胀的共同特征。综合来看，亚洲各大主要经济体目前通胀率运行在１．５％—１２％之间。而及至６月份，越南ＣＰＩ上升到２６．８％，创出１３年以来的新高；菲律宾为１１．４％，达到１４年的最高水平；印度尼西亚为１１．０３％，为１２年来新高；马来西亚为５％，创出９年新高；印度为８．２４％，是１０年以来新高；韩国为５．４％，为１０年新高；泰国为８．９％，为１１年新高；新加坡物价正以２６年来最快的速度上涨。即使是通货膨胀得到较好控制的中国，其通货膨胀在今年上半年也抵至７．９％，为１１年最高水平。至于通胀程度最小的日本，６月份ＣＰＩ也上涨到１．５％，成为该国１５年以来的最高点位。
物价的结构性上涨是亚洲国家本轮通胀的另一个特征。与历史上历次通胀表现为全面的物价上涨有所不同，能源、食品等大宗商品价格的高企是亚洲国家ＣＰＩ中上涨最快和最猛的板块。特别是亚洲作为全球大米的主产区，大米的价格自年初以来上涨了１００％，从而带动了其他农产品和生产资料价格的普遍扬升。资料显示，今年以来，亚洲各国农产品价格平均上升幅度达７０％。
物价上涨将继续维持高位是亚洲通胀的又一个表现。ＩＭＦ预计，今年亚洲国家的通胀将达到７％。而亚行在年初发布的《２００８亚洲发展展望》报告中称，亚洲地区的螺旋式通货膨胀非常明显，预计该地区通货膨胀率２００８年将上升到５．１％，为１０年来的最高水平。不过，亚行负责人日前指出，亚行将在９月对亚洲通胀做出重新预估，其预期值将绝对超过目前的估值水平。
外部传导成主因
从全球的角度观察，目前各发达国家通货膨胀主要表现为成本型推动，但在亚洲地区，由于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资源的价格保持低位，其自身所产生的价格成本推动力还比较式微。因此，外部传导因素成为了亚洲物价上涨的最强大力量，即便是ＣＰＩ表现为成本推动也是以外部推动为主。
美元的贬值是全球通胀的始作俑者。自２００２年以来，美元兑全球主要货币贬值超过３０％，兑亚洲国家主要货币贬值从２００３年以来也出现加速的势头。资料显示，自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７年底，美元兑泰铢贬值３０．５％；兑菲律宾比索贬值２２．６％；兑韩元贬值２１．２％；兑印度卢比贬值１８．２５％；兑新加坡元贬值１０．７％；兑马来西亚林吉特贬值１２．６％。按道理，美元贬值有利于亚洲国家控制通货膨胀，但由于美元贬值使大量国际游资涌入亚洲经济体，增加了亚洲各国的流动性供给，从而为亚洲国家发生大规模的通胀准备了条件。
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美元是石油市场的主要结算货币，美元的贬值必然引起石油价格的上涨。根据欧佩克的计算，美元每贬值１％，每桶石油就上涨４美元，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石油等能源价格的上涨导致大宗商品上涨的幅度达１００％。这种“石油盯住美元”的贸易状况对亚洲国家发生通货膨胀起到了非常巨大的基础性作用。研究表明，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亚洲国家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普遍要高（如中国对外石油依存度达４５％，韩国达９７％，印度达７５％，日本达９５％），因此，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上涨必然引起亚洲国家整体物价水平全面上扬，其中以进口产品价格和生产者物价指数（ＰＰＩ）最为典型。以韩国为例，截止到今年６月，以韩元计进口物价较上年同期增长４９．０％，为最近１０年以来的最大增幅；与此同时，该国ＰＰＩ较上年同期增长１０．５％，也创下了最近１０年的最高记录。同样在日本，截止到今年６月，１．５％的通胀结构中，约有０．８个百分点为进口石油价格上涨所贡献，同时该国ＰＰＩ也连续出现了多月的扬升。
值得注意的是，石油价格不断上涨还直接推动了亚洲国家货币的贬值。据悉，今年以来，除人民币等少数货币外，韩元、泰铢、印度卢比、菲律宾比索兑美元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贬值。其中泰铢下跌幅度达１３％以上，韩元下跌１１．５％。这种状况将令亚洲国家未来通胀形势更加严峻。据花旗集团预测，若油价在年底前触及２００美元／桶，对大多数亚洲经济体来说平均通胀率可能再上涨３．５个百分点。
在石油产品价格上涨制造亚洲国家通胀的同时，食品价格的全面上升也加剧了该地区的通胀程度。今年以来，国际市场上稻米、小麦等价格均上涨了１倍以上。某种意义上来讲，除菲律宾以外，由于亚洲不少国家为是粮食出口国，本应该分享到粮价上涨的好处，但全球范围内粮食价格的上涨最终却引发了食品价格的全面上涨，而在亚洲绝大多数国家ＣＰＩ中，有３０％～５０％由食品价格组成。亚洲国家粮食出口对通货膨胀的消化力远远比不上全球食品价格上涨对通胀的推动力。
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
对于本轮亚洲国家通胀的危害性，世界银行已经发出警告，指出每个亚洲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都攀升到了“令人不安的水平”，并认为“这是比次贷危机更凶险的一关”。亚洲开发银行的最新研究报告也指出，食品和石油价格上涨是亚洲地区经济安全所面临的最大风险。
一般来说，由大宗和基础性产品价格引发的成本推动型通胀高位运行的时间越长，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将越大，而正是基于对未来的通胀的预期，亚洲国家已经普遍下调了经济增长指标。其中日本将ＧＤＰ由年初的１．５％调低至１．２％，韩国由４．７％调降至４．６％，越南由９％降至７％，泰国由５％下调至４％。而根据ＩＭＦ预计，由于受通胀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率将在今年减缓至９．７％，印度经济增长率从９％减至７．６％。
出口是拉动绝大多数亚洲国家近几年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通胀对它的侵蚀性如今已经充分显示出来。今年１－６月，中国出口总值增速比去年下降５．７％，韩国同期下降６．２％，泰国出口减少４．１％，越南出口下滑７．３％。出口的普降主要是亚洲国家面对通胀压力一致性地收紧了货币政策，进而削弱了进口能力。即便是１月—５月份出口仍然保持小幅增长的日本，其出口量在进入６月后也开始萎缩。专家指出，由于日本ＧＤＰ超过三分之一都来自于出口，一旦这驾马车发生减速，日本经济可能出现更大的下行风险。
作为拉动经济的另一驾马车——消费在亚洲国家也因通胀的加剧而倍显疲软。一般来说，亚洲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以储蓄为主，消费对经济的拉力本身就比较式微，而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其消费环境和和消费能力将进一步受到抑制。一方面，物价上涨可直接导致消费者可支配资金发生“挤出效应”，实际消费能力变得越来越小。另一方面，通胀所引起的财政和贸易状况恶化的结果又迫使亚洲各国政府不得不取消燃料等补贴，企业在成本日增的情况下会向消费者转嫁成本递增风险，从而导致消费者价格加速上涨和家庭消费能力的削弱。
值得注意的是，据ＩＭＦ统计，亚洲目前还有１０亿低收入人口，他们对通货膨胀的承受能力异常地脆弱，而由于物价的高涨，许多亚洲国家用于补贴穷人的财政资金捉襟见肘，假如未来通货膨胀得不到有效控制，部分国家政府甚至无力解决民众温饱，由此而引起的社会骚乱与动荡必然冲击和打破经济增长的正常秩序。
货币政策陷入“两难”
在对抗通货膨胀的宏观政策选择上，货币政策被看成是最灵敏和最有效的调控手段。而恰恰在这一常规法宝上，亚洲国家政府目前面临着非常痛苦的“两难”选择。
提高利率是亚洲绝大多数国家架起的反通胀武器。目前，除了韩国已经连续１０个月维持５．０％的利率不变和日本保持着０．５％的利率水平之外，其他亚洲国家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加息，部分国家央行甚至在过去半年中多次加息，其货币政策收缩的频率非常罕见。尽管加息一定程度缓释了通胀程度，但政策在推进过程中却遭遇到“天花板”。首先，加息必然进一步抬高企业生产经营和融资成本，从而压缩企业利润空间，而在出口受到抑制的背景下，亚洲国家企业都出现了普遍亏损。其次，加息会吸引更多的“热钱”流入，从而增大流动性，无形之中恶化了通胀程度，并增加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最后，加息必然进一步伤害虚拟经济。进入今年以来，亚洲国家股市普遍大幅下挫，这种状况已经使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受到抑制，资源配置机制发生扭曲。而如果继续加息，投资者积极性会受到致命打击，股市也不排除出现崩盘的可能。
通过本币升值以抵消进口通胀是亚洲许多国家的另一大政策干预手段。今年以来，越南、菲律宾、韩国中央银行已经多次干预外汇市场，即为了防止本币贬值的速度，都择机在汇市上大量买进本币同时抛出美元。尽管这种做法暂时可以减轻通胀输入的压力，但极易引致热钱的快速进入，同时加强了美元的弱势形态，其外部面临的长期通胀传导压力并没有得到解除。
笔者认为，在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亚洲国家试图通过本币利率和汇率的调整以遏止和消除通货膨胀并非易事。换言之，在没有美元利率和汇率的相机配合和支持下，亚洲国家货币政策对通胀的抑制作用将大打折扣。同时，美联储必须认识到，本轮的亚洲通胀与以往完全不同，即遭遇通胀的亚洲国家向美国提供将近一半规模的进口商品，其价格的高涨必然推高美国国内的商品价格。正是如此，美联储应当放弃让美元贬值的主观偏好，并择机推出宽松的利率政策。只有这样，亚洲国家治理通货膨胀才能取得实质性成效，美国也因此可以消除外部通胀传染之忧。
（作者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