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利森先生(他已从新加坡樟宜监狱刑满释放，并从癌症中康复过来，理应赢回“先生”的称呼)靠宴会演讲和一些副业谋生，包括在网上与任何想挑战他这位出名赌棍打扑克。尽管他曾把拥有巴林银行的慈善基金会搞破产，但他毫无羞愧之意。
我对此事相当关心，因为我曾以此为主题，与他人合写了一本书(不幸的是该书现已绝版)。那么，10年过去了，人们从中吸取了什么教训呢？当人们谈论此类事件的教训时，他们通常是指如何设法防止这些事重演。前些日子，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表示将雇用更多人员，以监控对金融稳定构成威胁的各种因素，当时该银行就援引巴林银行倒闭一事。
要是真那么简单就好了。无论一家银行把制度安排得多么妥善，以求防范其交易员出轨，但交易员们总会亏钱，然后会设法豪赌一场以解救自己(从利森先生担任交易员和后台办公室经理的双重角色来看，巴林银行的控制体系显然非常糟糕)。而且，银行总是难以发现那些处心积虑的蓄意欺诈，监管部门就更别提了。
相反，我从巴林银行事件得出的教训更贴近人性层面，即当灾难袭来时如何应付，因为灾难总是会不时发生的。多数银行经营者认为，灾难不会降临到他们头上，即便他们承认在理论上有这种可能性。他们不相信自己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去相信一名违规交易员的谎言。
实际上，当初人们普遍认为，巴林银行的高管们要么肯定与利森先生相勾结，要么很不称职，因而与利森先生一样该受责难。很自然，利森先生设法怂恿人们产生这样的看法，即他无意中成了一班出身高贵的银行家的牺牲品，他们为了拿更多奖金，迫使他去赚取不义之财。
10年光景足以暴露他人渎职的证据，但实际上没有。巴林银行的职员们也不全是上层阶级的傻瓜，在利森先生毁损银行的过程中毫无作为。控制体系中有漏洞，而且有些人的确不称职。但还是有一些又聪明又能干的人就是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等到发现时已经太晚了。
他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一位牵涉其中的人将此事比作一场车祸，这是个很好的比喻(即使他们自己开车也不够小心)。前一刻，他们都还沿着快车道飞速前进，拥有声望、权利和金钱。可顷刻间，他们就遭受重创，而很多报纸还宣称他们肯定非常愚蠢，而且还可能有罪。
他们中一些人的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否认罪责。由于利森先生身兼多项职责，他须向伦敦和新加坡的多名人员述职(而这也是他的问题那么长时间没被察觉的原因之一)，那些人都争辩说，是其他人有过失。我记得就利森先生究竟是交易员还是经纪人的问题，人们进行过一场热烈但根本没有意义的辩论。
然后就出现了美国公司审判中所称的“3万英尺辩护”，即不能指望那些身处高层的人了解下面发生的情况。前世通公司(WorldCom)首席执行官伯尼•埃伯斯(Bernie Ebbers)正在使用这种辩护理由。巴林银行董事长彼得•巴林(Peter Baring)和副董事长安德鲁•塔奇(Andrew Tuckey)成功运用这种辩护理由逃避了惩罚。
此事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伪善。当公司表现良好时，没有多少公司高层会四处宣称，他们与公司基层人员取得的成绩无关，而且不配拥有作为管理者所获得的声望和金钱酬劳。他们理应在出问题时同样承担责任。
第二个问题是心理上的。当某人被卷入巴林银行倒闭等公开的败局，或90年代以来的欧美公司丑闻中，公众不太可能相信他是无辜的。从心理上说，自认把事情弄糟了要更容易些。否则，你就注定要向心存疑虑的听众反复解释有望减轻罪行的种种因素。
对于巴林银行的一些高管来说，这是个痛苦的事实。他们之中有9人被监管部门判定犯有行为失当的罪行，还有一两个人逃脱了罪责。在我看来，最痛苦的是那些否认罪责的人。上诉耗时多年，婚姻崩溃了，他们变得苦恼和沮丧，始终未能松脱套在脖子上的枷锁。
另一些人则比较冷静。巴林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彼得•诺里斯(Peter Norris)就是个榜样，他曾受到最严厉的审查。他从一开始就承认，这件事是他的责任。他被禁止在伦敦金融城工作并被取消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但他没有上诉。结果，他是最快复原的人之一。
人们说，诺里斯先生在巴林银行倒闭前傲慢自大，但我事后发现他很有魅力。也许，这件事最终对他有益。不管怎么说，他证明了一个较为普遍的真理。在投资银行业，灾难总是会发生的，而将来会有更多的高管会突然失去权力、金钱和崇高的地位。他们的生活是否也会被毁掉，这将取决于他们自己。
译者/李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