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的援军蓄势待发，中央银行的2000亿信贷额度即将定向定量驰援，与此同时，发改委筹划提高纳税规模标准，筹办中小企业银行，商务部宣布纺织业出口退税额提升等等信息，无不透露一个重大政策面信号：在国家决策层大量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宏观政策正在从“从紧”朝向“有保有压”的方向微调，在全球经济转冷的大背景下，决策层的多管道的援助计划，不仅将为长三角、珠三角的中小企业提供制造业急需的资金，更传递了中央力挺制造业的国家意志，后者显然对逆转目前普遍存在的悲观心态、重振经济信心尤为重要。


　　在“保增长”“控通胀”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政策取向之间，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阵痛之际，我们必须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战略性主体力量，只有无数微观经济个体的分散决策才能构筑健康的市场竞争机制，并为优胜劣汰提供足够多的差异化个体选项。据发改委中小企业司初步统计，全国今年上半年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有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根本转变我国的发展模式需要时间，而拯救中小企业于水火一日都不可拖延，保存中小企业的主力安然度过全球经济紧缩、外部需求转冷的严冬，对完成我国发展模式转变，转入可持续发展的快车道至关重要。


　　国家政策既已明确，中小企业即将获得强援已无悬念。下一步，构筑多层次的信贷体系，逐步恢复利率的价格信号作用，放宽对民间金融的限制，强化对其的监管，将成为解放思想、落实政策重中之重。


　　如前所述，保存中小企业的精要在于保存市场的竞争主体，而要让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起作用，就必须恢复价格信号的基础性作用。当前新增的5%贷款额度虽是“定额定向”向中小企业与农业投放，但若要这笔资金流向利用效率最高的领域，取得雪中送炭的效果，必须令其利率形成机制市场化，让成本收益成为检验效率的唯一标准。据银监会统计，今年第一季度各大商业银行贷款额超过2.2万亿元，其中只有约3000亿元贷款落实到中小企业，占了全部商业贷款的15%，官方利率扣除通胀因素为负，而根据本报在珠三角调研所得，部分中小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为月息8%左右，在投资领域流动性过剩的同时，在最迫切需要资金的领域，却呈现资金紧缺、利率畸高的局面。这是因为过低的官方利率不体现资金的市场价格，而为避免流动性泛滥，不得不通过信贷管制的方式来控制信贷总额的结果，由此导致的资金错配，恐怕单纯增加信贷额度无法解决。


　　当前中央对中小企业信贷的布局，除筹备中的“中小企业银行”外，还有今年5月由中央银行、银监会颁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允许各地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而这些合法贷款机构首要的竞争对手居然是尚未被官方许可，存在法律风险的民间信贷公司。根据长三角金融从业者反馈，当前小额贷款公司营业税、所得税35%左右，而民间借贷公司“不用纳税、几人经营”，竞争优势明显。可见，降低小额信贷公司的准入门槛和经营成本，把事实上不可或缺的民间借贷公司合法化，纳入监管体系，让多层次的信贷机构逐步成型，并建立与风险相应贷款利率的形成机制，应成为增加贷款额度之外的优先考虑。


　　事实上，理想的制度设计应该是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到地方商业银行，再到合法民间小额信贷机构，不同规模的金融机构既有竞争，亦有分工，构筑成多层次的信贷体系，资金通过利率差在这些金融机构之间流转，形成市场价格。正如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所言，目前我们不缺“机构”，与“机构”相比，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一套持续的、商业性的管理机制”，而很明显，这种“机制”只会在市场竞争中生成，要培育竞争性的金融市场，必须把竞争主体放在同一起跑线上。中央政策的落实，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也终将着落在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