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观察报》记者 马国川

　　经济改革的整体推进

　　经济观察报：在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以后，如何设计和构建市场经济体系就成为迫切的课题。

　　吴敬琏：在支持改革的人中间，有一种很有影响的思潮，认为改革不能设计，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1985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三位研究生郭树清、邱树芳和刘吉瑞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份报告，提出改革需要配套设计。国务院领导批示“有益无害”，下令在北京西山为楼继伟、郭树清、许美珍、王芹、李弘、刘吉瑞、邱树芳、宫著铭、贾和亭等年轻人安排了房子，用了两个月时间写出一份《体制改革总体规划》。这是中国第一份经济改革的总体设计。

　　1986年，国务院也主持进行了一次“总体设计、分步实施”，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尝试。1986年4月，国务院建立了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组长是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下设办公室(通常称“方案办”)，负责方案的设计。主任由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兼任，副主任有好几位，我也是其中之一，主持方案具体设计工作。制定了价格、财政、税制、金融、贸易等方面配套改革的方案。8月，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几经修订的方案，并于9月13日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受到他的高度赞扬。按照预定计划，这个方案应当在1987年初推出。不过到了10月，国务院领导又决定停止。

　　在整体配套改革停止之后，我和方案办的同事周小川、楼继伟等人在1990年组建了《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经过深入的研究，课题组不但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总体思路、时序安排和配套政策，还为财政、税制、金融、外汇管理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各个方面的改革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方案。这些研究成果在相当程度上为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的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所吸收。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是一个较之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更加全面和细致的文件。这时，我们已经有大批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分析工具的经济学家，他们和经过多年改革历练的经济官员通力合作，使执政党的这个《决定》成为具有很高水平的经济改革总体设计蓝图。

　　经济观察报：具体地说，1992年“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后，改革有哪些重要的动作？

　　吴敬琏：首先，是商品价格的基本放开。按照1986年拟议的配套改革，是以“先调后放”、实现商品市场的自由价格制度为重点的。这项对于形成市场制度极其重要的改革虽然没有能够在1987年如期推出，但在1988年以后的宏观经济紧缩即 “收拢货币”条件下和1992年改革的新高潮中顺理成章地实现了。这意味着商品市场的基本形成。

　　其次，是根据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从1994年开始了以财政、税收、金融、外汇等方面为重点的改革。这一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为宏观经济管理奠定了基础。

　　再次，根据上述《决定》和1993年12月人大常务委员会颁布的 《公司法》，1995年开始了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工作。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特别是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除极少数需要由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外，所有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股份化改制。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改制企业(绝大多数是国有独资集团公司下属的二级企业)大多按照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搭建起公司治理的基本架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在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多种实现形式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后，开始了根据“三个有利于”的原则“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工作。根据“十五大”决定，这项工作包括三项主要内容：一是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二是努力寻找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三是鼓励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整所有制结构的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内容，是“放小”，即“放开搞活”中小型国有企业，包括“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在世纪之交，大部分国有中小企业和基层政府所属的乡镇企业通过股份合作制、整体出售、公司化等多种方式实现改制。这为民营经济增添了一大批生力军，成为中国经济走向繁荣的最坚实的基础。

　　经济观察报：经过以上改革，应该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已经基本达到。

　　吴敬琏：的确，中国在二十世纪末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它的主要表现是：第一，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的形成。这种所有制格局首先在沿海地区形成，然后逐步向内地延伸。它促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第二，商品市场初步建立，要素市场开始形成，并在资源的配置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初步建立。这一体系的基础在1994年的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中开始建立，使宏观经济管理当局有能力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总量手段调节宏观经济，并在1994-1995年反通货膨胀和1998-1999年反衰退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

　　在市场制度的推动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经济总量的高速成长。在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的经济总量以每年接近于10%的速度增长，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GDP增长16倍，经济总量占世界第4位，进出口总额由世界排名第32位跃升为第3位。中国已成为保持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第二，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在改革开放前的1957年到1977年的二十年中，中国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平，粮、布、住房、食用油等基本消费没有任何提高。而在最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2007年的4140元；第三，减贫取得很大的成效。农村最基本生活未能得到保障的贫民三十年中减少了两亿多人。世界银行发表的减贫统计表明，1990-2002年世界减贫人口的90%是中国实现的。

　　改革的不足

　　经济观察报：这个新建立的体制还存在什么问题？目前经济和社会问题很多，这和经济社会体制的不完善是不是有关？

　　吴敬琏：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讲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由于许多重要的改革推进不力或者没有完全到位，许多旧体制的遗物还顽强地不肯退出，新体制存在重大缺陷，这使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面临一些严峻的挑战。

　　中国改革所采取的增量改革战略，尽管能够较好地保持经济在改革过程中的稳定增长，但是命令经济的许多重要成分，例如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消除得很慢。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是，改革目标模式模糊之处，使相当多的政府官员把“政府主导”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因此，中国在世纪之交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系，就带有浓厚的政府强力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重商主义色彩，存有很大的权力寻租空间。在这种情势下，坚持建立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人们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而某些能够从寻租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规范的方向前进，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以免自己的寻租权力遭到削弱，甚至假借“改革”的名义“设租”，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空间，掠夺整个社会。

　　经济观察报：“寻租”和“设租”的既得利益者显然是改革的阻力。具体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吴敬琏：这些阻力使一些重要的改革遇到了障碍，在有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比如说，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对于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做出了明确的部署。在那以后，国有经济的改革有了很大进展。但是到了要解决一些最大的国有企业的“一股独大”问题和消除它们的垄断权力的时候，进一步的改革就步履艰难，停顿不前了。有些地方更以种种借口，搞“国进民退”的“二次国有化”或者“再国有化”。还有，2004年国民经济出现过热以后，不少政府机构以“宏观调控”的名义进行微观干预，设置了大量未被法律所认可的审批、核准等行政许可。

　　经济观察报：限制政府对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和消除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都涉及政治方面的改革。

　　吴敬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越来越凸显出来。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效运转，必须有其他制度的支撑，所以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难于贯彻”。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按照邓小平1980年“八·一八”讲话的要求，部署了以“党政分开”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这些改革也在1989年发生政治风波后中断了。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十六大”又重申了这样的主张，而且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但是，十年来进度过于缓慢。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认正义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是得不到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的财产安全，就会去“结交官府”，“搞掂”官员。于是，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连“买官卖官”的极度腐败活动也开始流行起来。

　　经济观察报：市场经济没有完全建立，政治体制改革迟滞，这两方面的改革不到位造成了一些怎样的后果？

　　吴敬琏：由于改革不到位，导致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面临挑战。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从经济方面说，它使靠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双驱动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得以持续。这导致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内外经济失衡加剧，金融市场面临系统性风险。

　　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仿照苏联采用了依靠资源投入特别是资本资源投入 (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也称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方式)。改革开放开始以后，虽然一再明确提出要 “实现由粗放增长方式到集约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但是由于命令经济的遗留物依旧存在，增长方式的转变始终未能取得明显的成效。依靠资源投入驱动经济增长所造成的不良后果，首先表现为资源短缺、环境恶化问题变得愈来愈突出。即使可以靠对外贸易输入的石油、矿石等资源，也因为采购量过大而使价格飙升、成本激增。而在我国的某些地区，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到不能保证基本生活要求的程度。这种不良后果在宏观经济上的表现，则是所谓内部经济失衡，主要是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

　　经济观察报：这些年来中国的投资率不断攀升，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50%，大大超过了多数国家20%左右的水平。

　　吴敬琏：即使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战后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时期，其投资率也远没有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 (日本战后大规模投资时期的投资率峰值是34%)。在投资率畸高的同时，消费的比重却已下降到GDP的35%以下，仅为一般国家的一半左右。这种状况在近期内会造成最终消费不足，普通劳动者生活提高缓慢，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从中长期看，投资效率下降，银行体系中潜在不良资产增加，企业财务状况恶化等等，蕴藏着银行系统的系统性风险。

　　除了内部经济失衡外，粗放增长方式的持续所造成的另一个经济后果，是外部经济的失衡。二战结束以后，以日本为代表的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为了克服内需不足的问题，采取了以政府主导、对国内市场进行适度保护和实现本币低估为特点的 “出口导向政策”，以旺盛的出口需求弥补由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造成的内需不足，以支持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高速增长起了极好的作用。但是到了1980年代后期，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外汇存底的大量增长，出口导向政策亟须进行进一步市场化(自由化)的调整。然而由于既有利益格局的牵制，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拖延了改革，反而用中央银行的干预压制本币的升值，结果造成了1990年代资产泡沫破灭导致的金融大危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仿效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地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来支持经济的快速增长。特别是1994年外汇汇率并轨、人民币深度贬值以后，出口导向政策的威力充分发挥出来，支持了中国出口贸易和GDP的高速增长。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期，它的负面效应也在我国日益显现出来。我国经济中出现的若干病象，如出口数量大而附加价值低，成为“卖硬苦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专业户”，贸易条件恶化和盈利性降低；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乃至宏观经济中的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资产价格泡沫形成和消费价格膨胀(Inflation，一般译为“通货膨胀”)开始显现等，都与之密切相关。由于这一切，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从2003年以来一再发出预警信号，指出如果出口导向政策和汇率形成机制不能及时调整，将会使整个金融系统变得脆弱，一旦遇到外部冲击，就容易引发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经济观察报：你把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和改革不到位以及体制缺陷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吴敬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口号。早在1995年制定 “九五”(1996-2000)计划的时候，就提出过要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十年以后，到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2006-2010年经济工作的中心内容。为什么早就提出了正确的解决办法，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呢？我曾经仔细地研究过这个问题，并且把研究的结果写在2005年出版的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中。我的结论是：经济发展方式难于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存在着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障碍，它们主要是：(1)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2)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3)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支出责任又过度下移，使各级政府不惜工本地使用自己能够支配的资源，扩大本地经济总量；(4)生产要素和若干重要资源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价格的扭曲使市场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同时促使生产者采用粗放的方式进行生产。

　　经济观察报：改革迟滞造成的社会问题同样突出、尖锐。

　　吴敬琏：经济和政治改革迟滞造成的主要不良后果，是“权力搅买卖”的寻租基础的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这导致了大众的强烈不满，威胁社会安定。对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来说，由于原始的低效经济与现代的高效经济并存，所谓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作用使居民收入差距存在扩大的趋势，本来就是一个容易引起社会矛盾激化的问题，广泛蔓延的腐败更使我们雪上加霜。根据1989年来多位学者的独立研究，我国租金总数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每年发生的绝对数额高达4万亿-5万亿元。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使利用公共权力肥私的寻租腐败活动急剧膨胀和贫富分化严重加剧。而与此同时，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规定构建的社会安全网——新社会保障体系——由于行政机关的阻碍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

　　经济观察报：面对这些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人们的意见分歧很大。有人认为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有人认为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

　　吴敬琏：据我观察，目前我国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易活动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扩大成就和克服缺陷的道路，在于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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