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经济增长、发展和制度变迁的精彩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了太多引人入胜的故事、试验、决策、辩论和学术的研究，不胜枚举。它是经济变迁的过程，也是政治过程，还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试验和思想革命。经济学家在这个经济变革过程中的参与、感受和经历显得格外不同。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不一样，自从1978年安徽小岗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制和1979年4月政治经济学的“无锡会议”以来，两代经济学家三十年来积极传播思想、参与政策讨论、走进真实世界、推进经济研究。他们坚持不断地在各自的领域出谋划策、大声疾呼、撰写报告、发表评论。他们自己内部意见分歧、分裂、争执不休，甚至相互指责。但是他们一直在跟随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脉搏而进步。虽然经济学家在思想上经历着在禁锢与解放之间的痛苦挣扎，但开放和市场化道路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结构变迁总是不断打破我们原有的神话和教条，引领思潮，推动思想和学术的创新。
认识转型：战略差异与比较制度经济学的形成
20年前，关于经济转型的话题无疑还是崭新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把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定义成“经济转型”。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表现优于俄罗斯已不可否认，渐渐成为经济学家接受的所谓“程式化事实”。于是，解释中国和俄罗斯各自转型以来的经济绩效的差异就成为经济学家不能回避的题目。
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先跨出了第一步，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论去思考和观察中国的经济改革，希望在理论上能够解释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事实。这个集体的努力也在事实上推动了中国本土经济学家向现代转型的进程。
此前的“正统经济学”一般只进行在既定制度安排下的成本-收益分析，却很少研究制度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学问题。由于存在这一缺陷，不少人误以为只要选择对了目标模式，改革就大功告成了。但不同国家的改革实践及其不同后果，提醒我们认识到，市场化改革的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改革的问题。
在1994年，在巴黎的OECD出版了一本题为《从改革到增长：中国、亚洲和中东欧的其他转型国家》的论文集，主编Reisen 和Lee也是在导言中写下过这么一段话：“现在，时间的流逝足以使经济学家来聚集并评价不同转型方式的经验证据。不管什么原因，两种改革方式之间，生产出现的反应之差异实在令人吃惊。中国的GDP在过去的十年以平均8%的速度增长，而俄罗斯、中东欧国家在过去的四年却经历了15%到50%不等的生产下降。在生产上出现的这一差异使得比较这些国家的转型经验以寻求中国的经验可能为其他过渡经济提供的教训(如果有的话)变得相当有价值。”
不可否认，与俄罗斯和东欧等其他转型经济相比，中国改革的战略是显著不同的。基于那时候中国经济学家对经济转型的战略特征所做的总结与概念化的文献，我在即将发表的英文论文“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的再评价”中把中国的改革方式做了如下的归纳：
(1)价格双轨制：企业高于计划配额的生产不受计划的限制，其销售价格也不受控制；对于生产和销售，两类价格同时存在。双轨定价的好处是它避免了国有企业由于政府支持的突然中止而垮掉。政府会逐步减少配额，而市场价格存在收敛趋势。
(2)增量改革：经济的自由化政策仅允许新兴的经济(部门)扩张和建立，而不允许整个经济(部门)失去政府控制；经济的新成分是在计划之外获得鼓励和增长的。
(3)试验性改革：改革方案一般不由中央政府设计，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甚至不是广泛实施的。改革是在试错方式下推进的。中央制定一些指导性方针，但中央政府会鼓励地方政府去发现并实施改革的最好方式。改革方案经常被修正以适应各地情况。
(4)微观改革走在宏观改革前面：改革方案最初集中于把产品市场的激励搞对而不是把要素市场的价格搞对。虽然中国通过双轨定价逐步使产品市场价格自由化了，但为了保持转型的平稳，大多要素价格仍未被自由化。经济学告诉我们，微观激励的改善是产出增长的基础。
(5)经济改革走在政治改革之前：经济改革是在给定的政治体制内执行的。虽然中国经历了财政分权，党和中央政府仍然任命地方官员。从经验上看，政治集中的体制似乎更容易保持宏观的稳定。
我在那篇文章中总结道：“总之，与后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激进改革方案不同，中国经济改革更好地建立了制度激励的条件以驱动经济增长。中国的经验表明，把价格搞对似乎不是经济成功的唯一决定因素。中国的经验中真正起作用的是一套协调和激励机制，该机制在市场制度最终建立之前看起来是非常必须的。”
中国与俄罗斯经济表现的巨大差别，或者更宽泛地说，亚洲的转型经济与苏东的转型经济(一般简称CEEFSU)在经济发展上的分野，作为可探究的题目可谓经久不衰，至今仍然吸引着经济学家的眼球，成为转型经济学发展的重要生长点之一。但是，今天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已经不同。对转型经济的研究早已逾越转型战略优劣的早期认识而转入了深度的制度比较研究。得益于这一研究的深入推进，一个被称为“比较制度经济学”的学术团队正在蓬勃兴起。
比较制度经济学显然把研究的视角聚焦在制度的转型和变迁方面。弄清楚制度变迁的逻辑与过程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主题。新制度经济学以主流经济学的思想为灵魂，吸纳历史学和政治学，用丰富的素材构建出一个关于制度和制度变迁的概念框架。毫无疑问，经济学家诺思是代表人物。
诺思的理论构架恢宏，视野宽广，但它是在试图解开人类历史(特别是18世纪以来的西方历史)的努力过程中形成的，因而在本质上它是历史的理论，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理论。它与今天我们所关注的特定的经济发展与经济转型现象之间依然有着隔膜。正因为如此，比较制度经济学是在经济发展、增长和制度转型等学术的范畴内形成的，它本质是不是历史的理论，而是经济学理论。比较制度经济学十分注意对不同经济发展现象的比较研究，高度关注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国家制度、治理、政治制度、行政官僚、政府间财政关系、法治、禀赋、增长战略、政策选择等涉及现代经济学经典范畴之外的要素。在诺思的意义上，这些要素都在制度范畴内，或者干脆说，它们就是制度。因此，最终，与诺思一样，比较制度经济学也坚持这样的信念：制度是重要的。
就特定的转型经济来说，比较制度经济学显然克服了早期研究经济转型的两个缺憾，它们不单纯地讨论改革方式的差异，而是从初始的制度约束来解释政策选择的差异。另外，比较制度经济学依赖丰富的经验和计量研究的支持。值得指出的是，我在下面的那些讨论不仅是围绕中国经济改革30年的话题而展开的，而且它们本身就是比较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