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秦晖是个有公共良心的学者，他提出“公平的起点”，意味着建立公平的公共政策框架在先，而改革在后。其目的是良好的，为的是避免因改革中的不公平现象导致改革的合法性危机，并在事后形成“清算”等改革成本。
对于“公平的起点”这一良好的想法，存在着不少需要讨论的问题。譬如，“公平的起点”的实现是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昂贵的，因此有可能显得不太切合实际。如何才能有“公平的起点”呢，除了公正、规范的各项制度，还需要有现代宪政框架。这意味着中国不仅在经济制度上成熟，甚至还有其他方面也同时成熟，这如何可能？事实上，这样的制度要以国企改革成功，进而市场制度的改革也成功为前提，这岂不是又成了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有人曾举俄罗斯为例，认为其“全民公决”式的公共决策意味着公平，可大部分的人并不认同这就是“公平的起点”的全部含意，也不认为最终实现了真正的公平结果。
很显然，相比于已经够复杂的国企改革来说，涉及到政治制度变革的公共决策的改革，显然是更加复杂的问题。那么，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先解决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再来解决相对简单的问题呢？此外，在存在着体制性流失的情况下，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时间来坐等改革呢？显然，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也许正因如此，大多数的产权改革派经济学家并非不关注公平，而是不太主张将理想的“公平的起点”作为产权改革的起点，那样做实际上是将公平置于效率优先的地步，在他们的改革方案中，更多是兼顾效率与公平型的，或者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型的。
在2004年国企产权大讨论的后期，有太多的人在谈论改革公平。但事实上，中国并没有通过一个投票箱来给出“公平”结果，而几乎所有谈论“公平”的人对于“公平”的理解，可能都是一厢情愿。好比说，一般人对于国有资产的分配公平的理解似乎是认为“平分”较为合适，然而，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农民、市民、企业经营者、劳动者、权贵阶层，以及当年国有资产形成过程中的私有资产的被剥夺者，其公平的含意的诉求常常大相径庭。
譬如，农民可以认为国有资产是通过“剪刀差”而获得的，因而认为有权要求优先的分配权；与国有企业关系密切的市民，更可以以自己的身份以及过去的劳动要求分配权；而具体一个国有企业的工人。就更是有权利要求获得分配；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人，当然就更有以自己的贡献和地位寻求特殊分配的权力；至于“打江山”的人及其后裔是否可以多分一些，国有资产最早来源之一的工商资本家的后裔们是否可以在国有资产的变卖中多分一些，也将是“公平分配”要考虑的问题。
当年，“不争论”的政治策略搁置了改革可能出现的这些问题的争论，只要求机会的大体公平以及最终改革结果的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此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但现在看来，随着国企存量的变革，公平问题的确越来越成为这个社会的焦点问题，并可能导致效率的危机。然而，现实之策，公平优先恐怕仍然难以做到，但更多关注公平，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则是可能的，也是应该的。
这可以说是这次国企改革讨论的积极意义所在。
如何才能达到“社会公平”，实现“公平的起点”，一些学者在此前就已提出的宏观的办法，是用宪政的办法解决；而周其仁提出的中观一点的办法，是让相关利益者谈判，让各个地方去试，因为各地自然比较清楚国企资产形成的情况，而在全国讨论是讨论不清楚的；纯微观的办法则是颁布一个又一个所谓规范改革的办法。究竟如何解决，何种解决是最优方案，其实要取决于中国的相关制度性约束条件。
在笔者看来，在近几年内，比较可行的仍然是目前实施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思路（在这一改革思路的贯彻中，尤其要照顾好国有企业职工利益和当地稳定），同时在某些领域也可以更多引进“相关利益方”谈判的方法。至于以宪政框架为前提，以一个全社会性的“投票箱”的存在为前提，显然并不是当前国企改制的前提：既不是中国国有资产改革的现实前提，也不是必要前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专家布坎南曾证明，在存在投票费用的情况下，宪政体制不一定是最优的。这意味着，许多问题，其实都是可以在变通的前提下进行讨论并进行的，而效果不见得比在宪政的框架下差。
显然，如果从现实“次优”的选择出发，掌握效率与公平的微妙平衡，采取一种不取其左、不取其右的“中庸”的改革思路，虽然不像某些激进方案那样动听，但也许更符合中国制度变迁的特点，也更有利于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作者：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