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以自上而下的、中央控制的政治体系而知名的国家，这点异常可能看起来无关紧要。但有些人一直希望，中国快速的经济现代化能孕育出一个充满生机的公民社会，进而推进未来的民主化进程。对这些人而言，中国非政府组织的虚弱，必然会不留情面地让他们想到：历来与经济发展结合在一起的政治进步在中国并未发生——至少没有人们可能曾经希望的那样快。
当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给予了中国民众前所未有的个人自由。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的公民社会政策也相对开明。非政府组织受到的限制较少，并且得到繁荣发展。然而，在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实施了注册规定，使得真正非政府组织的注册与合法经营变得非常困难。中国共产党担心，独立的公民组织可能会挑战其权威。
结果，可悲的是，无论以非政府组织的数量还是质量来衡量，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都滞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有35万余家合法注册的非政府组织，但其中可能仅有大约10%可以认作是西方意义上的真正的非政府组织。其它大多数是所谓的“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这个名称会令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感到骄傲。通常而言，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挂靠在一家政府机构名下，由退休的政府官员任负责人，由国家提供资金。它们没有真正的自治权。
即使在真正的非政府组织中，人们也找不到能组织大规模集体行动的公民团体，例如独立的工会、学生社团和宗教团体。中国大多数非政府组织都是小型团体，从事休闲活动、环境保护以及健康和教育等地方慈善工作。一项有前途的进展也许是成立浙江省地方商会——浙江90%以上的经济产出来自私营领域。但这只是常规中的例外。
数年前，当所谓的“颜色革命”(colour revolution)席卷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时，中国强硬的公民社会政策被证明是有道理的：中国（以及俄罗斯）认为，西方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在颠覆不受欢迎的政权时发挥了过大的作用。对中国非政府组织的限制随之进一步收紧。
中国共产党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看似最无害的民间团体也具有强大潜能。上世纪20年代，共产党就像今天的非政府组织一样运作，来赢取民心民意。它提供免费的工人扫盲班，设立贫民诊所，组建独立的工会和农民联盟来维护工农的权利。今天，作为执政党，它对现代非政府组织的革命潜力持怀疑态度，这是不难理解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对公民社会的限制是如此有效，甚至已开始为取得的成就付出代价。它限制了中国政府提供充足社会服务、打击腐败及处理国家与社会冲突的能力。共产党需要看到，压制公民社会同样意味着自己要承担无限的政治责任。没有其它民间组织作为缓冲，利益受到侵害的中国公民会自然会抓住政府为其失职负责。公民社会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稳定器。
中国需要公民社会作者：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Minxin Pei)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08-09-17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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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共产党将坚持其天安门事件之后实行的策略：依赖于经济增长来维持合法性，并不惜一切代价防止有组织的敌对力量出现。自1989年来，这项策略为共产党创造了奇迹，北京奥运会不会给中国共产党任何理由去改变这一路线。
作者系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
(作者：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Minxin Pei) 译者/陈云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