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将不是第一次。1929年华尔街股灾后，市场被认为已经失效，美国立法者试图通过管制找到穿越危机的捷径。被广泛效仿的《司莫特-郝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使成千上万种进口商品的有效税率提高了三倍，加深了1929年至1933年间的“大萧条”。而反市场情绪的盛行，让欧洲一些初具雏形的民主政治付出了更高昂的代价：法西斯主义。
尽管当前危机非常严重，但引起如此极端反应的可能性仍然很小。不过，政策制定者完全有可能加重已经由金融行业不负责任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因而，此时我们应该牢记开放的市场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不要忘记那些压制开放市场的社会将会等到什么后果。
一些喊得最响的批评家没有多大兴趣弄清问题出在哪里，更没兴趣思考如何补救，也全然不去计划今后如何防范类似问题。这样的批评是无益的。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温•威廉姆斯(Rowan Williams)本周对英国政府出台卖空禁令大加赞赏。他的同行约翰•撒塔姆(John Sentamu)则宣称，卖空银行股的那些人“显然是银行劫匪和资产剥夺者”。这些话出自心地善良的人口中，但他们看不到偷车贼、废品堆放场的机械工以及购买了汽车保险、当车失窃后得到赔偿的车主之间有什么道德或实质上的区别。
美国纽约州司法部长安德鲁•库默(Andrew Cuomo)更进一步，将卖空者喻为“飓风后的抢劫者”。这种比喻有失公允。难道卖空者还要遭到美国国民警卫队的射杀么？
这类情绪的问题在于，它于事无补。有人喜欢以比喻的手法进行批评 —— 例如“脱缰的资本主义”、“无节制的贪婪”，却不愿意说明他心目中的“缰绳”和“节制”究竟是什么。
我们首先来看看华盛顿的纾困计划。为什么纳税人应该拯救腰缠万贯的银行家？我们应该强制他们为此付出什么代价？这些是自然而然的问题，但并非全部。我们还应当问，纳税人出钱支持银行系统，是否能够从中直接或间接地获益？答案是肯定的。银行系统濒临崩溃，而崩溃将给普通百姓带来悲惨的后果。盈利企业和信誉良好的消费者将受到损害。成功的救援将可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甚至有微小的机会让纳税人从中获利。这就是救援的理由。美国国会对救援计划详加审查无可厚非 —— 尤其是考虑到该计划缺乏监督 —— 但许多议员也许更想借此收拾一下华尔街。
不过，实施更有效的监管，其理由不言自明。人们很难为这样的银行系统辩护：银行高管们拿走数百万美元的薪酬，而回过头看，当时他们的业务从根本上就存在着缺陷。这看起来就像是对经营失败的奖赏。2000年以来，我们已经目睹了两场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破裂，和当前的银行业危机。这样的经历很难让人对资本市场当前的效率或透明性抱有信心。
本轮危机常被说成是放松监管的结果，但它同样也是以前实施的、注定会造成恶果的干预的产物。由于优质抵押贷款行业被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垄断，次级抵押贷款迅速增长。“两房”是由政府创立、受政府监管、实际上受到政府担保的机构。证券化是为了绕过资本方面的要求。但它也创造出了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的金融工具。用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话来说，这些金融工具的确是“金融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资本市场显然需要更为完善的监管，但政策制定者应当谨防意想不到的后果。市场是试验场，也往往是错误的发生地。市场的优越之处，并非因为它具有完美的效率，而是因为它是一种“奖励成功，淘汰失败”的机制。人类至今还没有其它更好的选择。
现在不是为自由市场辩护的好时机。然而，我们又必须为之辩护，辩护的理由不仅在于自由市场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纪录，也在于这句格言：“明智的做法是让成年人自己做主。”
自由市场并非一种“原教旨主义宗教”。它是一种机制，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两百年来，它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即便是在危机重重的今日，本报也以为自由市场辩护为荣。
译者/岱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