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要讨论这一问题，不仅是由于近几年所经历的宏观调控使我对境内外学界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误判深有体会，而且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出现使得对基本问题加以讨论的需要变得越来越强烈，更重要的是，这一问题与我们目前谈论较多的“科学发展观”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们知道，中国道家文化的核心著作《老子》开篇第一句话是：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凡是我们能够说明白的道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佛家文化的观点是与此类似：从佛的角度看过来，人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错误的。没错，唯心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的实践是在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假如你的指导思想是错的，实践肯定是错的。这一点很重要。沿着这一思路，唯心主义其实一点不反对思想和现实的切合关系，而且强调要把这种切合关系在实践之前就初步达成，而不是消极地、或存侥幸心里地等待事后验证。我们当中的大多数相信跟我一样，当初接受的哲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唯心主义作为唯物主义的对立面存在的。我宁肯相信，“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含义，应当是说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和各项具体经济工作的思想体系必须科学，否则，不科学的思想体系就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
第一大误区是：投资过热。许多年以前由国内外研究机构合作开发的中国经济监测系统，强调每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时候，中国经济就会出现过热的迹象。由于相信这种经济过热是由于投资引起的，所以通常又说成是“投资过热”。实际上这也是西方世界流行的中国经济“崩溃论”的依据。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所谓投资过热的观点，似乎认为一个经济体的投资率，也就是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它不应该过高，否则就会引起通货膨胀，进而约束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已经实行了五年之久的宏观调控政策，就是依据这一个观点来制定的，核心是抑制投资过快增长和物价过快上涨。
第二大误区是：通胀仅仅是货币现象。弗里德曼说过，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只是一种货币现象。遵循这个理论的，抑制通胀似乎就应该从货币市场入手，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通过约束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来约束物价上涨。与此相关的是，出于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担心，也是基于货币政策应该跟财政政策保持一致的必要性的要求，在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政府需要采取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对价格实行限制。
第三大误区是：对外依存度。我们在进行世界宏观经济分析的时候发现两个很有趣的相关数据：过去20年世界GDP累计增长率是1.21倍，同时世界贸易的累计增长率是2.49倍。这个时候，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世界贸易增长是推动这段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动力。由于贸易会涉及到生产力转移，涉及到相互投资，并对就业产生影响，因此其推动力的确不可轻视。不过，谈到一个经济体与贸易的关系，有不少的经济学家，包括我们统计局的一些官员，说应该按照进出口总额对GDP的比率来衡量（比率是拿两个不相干的东西相比，如果是比例的话，一定是包容关系，一定是同质的关系）。于是就有了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达60%以上的说法，并认为应当限制高能耗产品的出口。这几年确实是这样做的，比如说限制钢铁、焦炭、有色金属、化肥等产品的出口，限制煤炭等初级产品的出口，甚至认为不应当鼓励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长。前几年一下子把纺织品出口的退税率做了大幅度的下调，最近刚调高了一点，但是远远不到位。很多地方在讲产业要升级，很多工厂被关闭，大量的低收入就业者失业。
这里谈的都是关于宏观经济的认识。但是，宏观经济绝不是高高在上的，它可以完全降落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以及每一个经济层面。
接下来要谈一下关于第一大误区的讨论。我们所说的投资到底是什么？在宏观经济当中，投资就是资本形成，目的是获得用于生产的资源。在支出法GDP当中，投资是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居民住房投资的合计。
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什么？如果当年的经济活动所创造的收入被全部消费掉，就是经济零增长。这个时候，“收入＝消费”，没有投资，没有增长。那么，投资的来源是什么？投资的目的又是什么？在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下，如果说收入不等于当年消费，它意味着有一部分收入被节余下来了，节余下来的未被消费的收入是储蓄。这个时候，宏观经济的基本公式就由“收入＝消费”变成“收入＝消费＋投资”。为什么不是“消费+储蓄”呢？原因是投资的目的是满足过去节约下来的消费在日后积累并形成的更大的消费。其中，储蓄的消费性质并没有改变。它依然是消费，只不过是变成了明天的消费。储蓄是持续的，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它一旦要变成明天的消费。到那时，假如生产没有增长，就会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就会出现通胀。所以说为了要让今天和明天的社会总供给等于社会总需求，必须把今天的储蓄转换为投资，实现今天的平衡，然后再增加明天的供给。
投资数量理论的核心是什么？实际上我刚才已经暗示了，很简单，它就是储蓄与投资必相等。宏观经济里面有很多的计量公式，但最核心的公式就是这个。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投资率是存在重大差异的。如发达国家的投资率仅为20%，中国是40%以上，日本在高增长的时期是30%以上，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17%，全世界最低。投资率上的差距到底意味着什么？说到底就是增长的差距。中国在走出上一轮通胀之后，曾经的投资率只占30%几，那时候大家说不错、挺好，最起码和美国的差距不那么大，国内消费的比例最起码也有60%左右。但是后来突然到了40%以上的时候，有些人就坐不住了。实际上在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住房市场还没有热起来，只是到2000年房地产市场热起来以后，私人住宅投资的比重加大，所以出现了提升。这有什么值得恐慌的呢？当一个经济体处在工业化进程的时候，可以说最基本的规律，也是不同于其他经济体的规律，就是在整个工业化的进程当中都需要较高的投资率。因此，不要担心投资率过高的现象。
关于第二个误区。凯恩斯曾经说，他没有想到中国人在14世纪的时候居然就知道雷格欣法则和数量货币理论。实际上在春秋《国语》当中，就记载了当时的一个经济学家单旗，如何说服周景王放弃旨在更快增加财政收入但注定以失败为告终的货币政策。应该说，在那个很短的文章里，单旗的货币数量理论内容表现得更完备。
我们确实不能完全地否认货币数量理论关于通货膨胀的说法，但它实际上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是什么？就是必须要有足够的投资和消费的行为能够吸收扩大的货币供应量。然而，实际上中国这种需求是存在的，而且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力拓公司说未来中国的城市化规模是史无前例的，讲中国要建多少摩天大厦、多少高速公路以及其他城市基本设施等等。我们的确不能容忍城乡的贫富分化。糟糕的是，目前的城乡贫富分化不仅比改革开放前要扩大，甚至比解放初都扩大了。这未必不是近30年来中国宏观经济的败笔之一。
通货膨胀有利，不能说只有弊没有利。通胀有利的地方表现在哪里呢？市场经济当中的供求关系决定着成本的上涨，而一旦成本出现上涨，价格就要跟着上涨。如果价格不上涨，你的增加值就没了，增加值没了，GDP就没了。这就是通胀的有利一面。通胀的弊端是什么呢？就是降低甚至剥夺了低收入者的购买力。但这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转移支付，增加对他们的补贴。不能因为通账的弊端，就一味抑制它。这似乎是非常典型的过分强调平等而牺牲效率的观点。再一个，我们真正要看到价格错位要比通胀对经济的影响更加可怕。价格是资源配置的衡平器，是工具，如果价值体系是紊乱的，资源配置不可能是有效率的，而且可能导致一系列社会学的灾难。比如毒奶粉的问题，最近又有二三百家企业说“我们不涨价”，开玩笑。问题不就是与限价有关吗？婴儿奶粉的质量要求比普通的奶粉要高，达不到那样的水平，用三聚氰氨变相地提高，那肯定是有问题的。一定要注意，成本、价格、质量之间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内在关系。你要一味限价，不知道要倒什么霉。
我们现在谈一谈关于第三大误区。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很强调不同质的事物是不可比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是什么？是毛收入。GDP是什么？是净收入，是产出大于投入的净收入的合计数。两个不相干的东西怎么比。我并不反对进出口总额除以GDP是一个比率，但是它不是衡量经济对外依存度的工具。对外依存度正确的衡量方法应该是按照出口减进口后的余额占GDP的比例来衡量，这又是一个净收入的概念。衡量的结果是什么？中国过去30年这个比率又是什么概念？在2000年以前，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负的。中国对外依存度的比率是负的，哪儿有依赖？另外有一半或者稍微多一点的时间是1%、2%，仅此而已。最近五年的情况，确实有不断走高的迹象，最高8%，五年平均4%，这是什么概念？支撑中国经济的最终需求4%来自于外部需求，96%来自于内部需求。为什么要夸张到60%？这样制定出的政策是要出问题的。
对外依存度可以高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说进出口总额对GDP的比率还可以参照的话，那我们看那个可以高到什么程度？是不是现在的60%就高得不得了，未来趋势就要一定往下走？做经济研究不是拍脑袋得结论的。我们用2005年的数据来做一个例子，看一看2005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对GDP的比率是多少？69%。那时候中国还是第五大经济体，德国是第三大经济体，德国的比率是75.2%，看来我们69%也不是那么恐怖，至少人家比我们还高。荷兰是第14大经济体，它是多少？134.2%。新加坡是多少？495.1%。所以说69%是很高的水平，是不是开玩笑啊。有人认为新加坡是较小的经济体，没有什么可比性，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案例。也就是说，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进出口对GDP的比例高到100％以上，宏观经济并不会完蛋？新加坡的例子就好比是财务分析上做的酸性实验。所以说，那个观点一定是一个误区。
我们真的需要弄清，限制出口到底错在哪儿？很多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善于分析现实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都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最要命的就是进出口，或者对一个国家最有利的就是出口，对一个国家最不利的就是进口。说起来很简单，因为你要出口，等于把别人的市场占了，你多吃一口别人就少吃一口，于是在国与国的较量中你的增长就快了。这是基本的概念，我们在做经济分析的时候，在做国际经济分析、宏观经济分析的时候，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往上提升就是不结盟的概念。为什么中国支持不结盟运动？昨天晚上温家宝总理又强调我们坚决不结盟，因为如果结盟的话，你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力量把别人甩在后面，会出现严重的世界性问题。出口还没有糟糕到结盟这样一个地步，它还是一个正常的经济行为，还是有益的。
读过亚当·斯密《国富论》的都知道，英国在17、18世纪鼓励出口，尤其是鼓励再出口。比如说当年大不列颠从美国进口的烟草中只有15%是自我消费的，85%都是再出口到别的地方。出口有多重要呢？如果没有来自于贸易或者出口大于进口而获得的流动性，就不会有英国巨大的外汇储备，就不会有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工业革命，和第一个真正富裕起来的国家。一个国家的出口是它谋求更快经济增长的途径。你的需求有限，在满足你的需求的时候，就可能存在一个既定的、难以突破上限、有天花板式的增长。但是如果你能满足别人的需求，这时候你的经济就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杠杆。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不考虑鼓励出口，非常糟糕。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你不重视出口，不重视贸易，不可想象了！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没有那么多所谓“血汗工厂”生产的产品大量出口，中国会有那么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出大山、走出贫困的农村进入城市、进入东部去获得参与工业化吗？他们怎么获得虽然是微薄但也毕竟是非农业的收入呢？这也就是说，在我们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不能满足扩大就业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发展这些行业。前段时间说有六万多家中小企业倒闭，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出口企业。真正的情况恐怕比这个要严重的多。
再有一点，当国内价格不足以让企业获得足够利润的时候，同时出现一个外部高价格的需求市场，要不要去满足？我们发改委的官员做出一个结论，不要。钢铁不要出口，煤炭不要出口，焦炭更没门，化肥也不要出口等等，这几年我们的日子就这么过来的。但是非常糟糕，不出口钢铁，人家就有市场。你必须承认，他的成本比我们高得多，如果他能够有市场、能够生存的话，他就愿意接受更高的铁矿石价格。结果怎么样？你自己的成本受到了巨大的外部提价的压力。一样的道理，煤炭、焦炭都是这样的，尤其是焦炭，70%、80%，甚至90%的世界非本国供给的需求都是由中国满足的。你如果不出口，他就停产了，他要停产了，我们的价格话语权就加强了。化肥也是这样，我们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
邓小平那个时候强调，我们中国的企业要学会运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去发展。为什么我们现在偏偏要一只手呢？说来说去，就是被所谓60%以上的对外依存度的观点吓住了，被极端教条主义的观点吓住了。我想强调的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指导思想应当是科学的，这一点固然重要，但是不能总是事后验证。大家都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万个没错，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你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到了今天，如果我们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能够对得起还没有实现温饱的那些同胞们吗？当然也对不起世界！
还有一点，出口的另一个目的是什么？是保证进口。为什么荷兰有那么高的进出口对GDP的比率，因为它要想出口必须要进口，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全球化的生产体系，它从中国等国进口来，然后再出口。中国有没有这种现象呢？我们从台湾大量进口然后在出口到美国，从日本进口，在满足中国的同时再出口到美国。然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中国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矿石资源，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铜、铝、钾肥、硫磺，我们需要太多太多这样资源型的初级产品。初级产品很难替代，美国最近几年布什政府最正确的一个决策就是发展替代能源，别看它可能是不环保的，别看它造成了世界粮食价格的上涨，但是它是正确的。如果美国总是沿着依赖、依赖再依赖的路走下去，依赖完了打仗，打仗完了再依赖，美国经济迟早要彻底完蛋。
总之，错误的经济指导思想，只能产生错误的结果。不想看到错误吗？那就首先走出误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