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这份文件称为中国经济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是恰当的。从1982年至86年，中国政府每年发布一号文件，都是有关农村政策的。这段时期，中国进行了大规模农业改革，农民收入显著提高。但此后17年中，农村改革被排到沿海出口经济建设之后，重要性降为第二。农民实际收入先是停滞不前，然后在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农产品价格下跌而开始下降。
恢复颁发一号农村政策文件，以及今年另一份一号文件（内容与去年大致相同）的出台，发出一个强烈信号，即中国的8亿农村居民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被简单地视为只能去沿海出口工厂打工。但是，这项新的政策是否真的把更多钱装进了农民腰包？
政府的看法是这样。2004年农村人均收入超过2900元人民币，收入实际增幅近7%，为1997年以来的最高数字。同时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增长差距也缩小了。
但这一农民收入的增长中，有很大一部分似乎是源于一次性或暂时因素。2003年严重的粮食短缺促使当年的粮食价格平均上涨逾26%。此外，政府大大提高了对粮农的补贴。
粮食丰收，加上价格和补贴的提高，致使农民去年的收入大幅增加。但目前粮食价格正回落至正常水平，而政府补贴并非农村致富的长久之计。
从长期看，提高农村平均收入的办法是减少农村居住人口，并增加非农就业机会。的确，最近农村收入的增加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不是由于政府政策，而是由于非农就业。
对农村收入模式的一个有趣见解来自国家统计局(NBS)的一项最新调查。该调查涉及31个省的6.8万名农村居民。
这些数据存在问题，因为它们只涵盖该年前9个月的情况。这就意味着，这些数据可能低估了农业活动产生的收入，因为每年的粮食收获有60%来自最后一季度。
但抛开这些保留意见不谈，我们发现，在调查覆盖的这段时期，仅有45%的农村收入来自农产品销售。另32%来自工资，15%来自经商收入。其余略超过7%则是汇款和其它经济收入（如政府补贴）。如上所述，农业收入的真正贡献或许要高一点，但不可能大大超出50%。
汇款收入数据也很有趣。人们普遍认为，许多农村家庭严重依赖去沿海工厂打工者寄回家的汇款，这些人只在农历新年才回农村住上几星期。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尽管不太明晰，但显示实际情况更为复杂。汇款收入本身仅占该调查中收入总额的5%。零工收入的比例要高得多（占17%），其中约三分之一被归入本地类，三分之二归为非本地类。这就说明，根据大量零散证据，许多民工一年中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在城镇打短工，但在农忙季节则回家务农。
该调查称，2004年农业生产收入的增长高于零工和汇款收入的增长，但高不了多少。长期来看，农村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将是工资，而不是农产品价格。
《中国经济季刊》是一份独立的财经刊物。自1997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分析中国的经济和商业环境。该刊物的主编、资深财经记者乔•斯塔威尔(Joe Studwell)和阿瑟•克劳博(Arthur Kroeber)积累了25年的新闻经验。该刊物还登载研究专攻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和记者的文章。乔•斯塔威尔是《中国热》(The China Dream)一书的作者。本专栏每双周一在《金融时报》独家刊登。
（作者：《中国经济季刊》主编阿瑟•克劳博(Arthur Kroeber)2005年02月22日 星期二 译者/伯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