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 中国的成功将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所助益，而不是造成伤害。中国的经济力量——及其所产生的榜样力量——将推动对抗贫穷的斗争。
今天，中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最大主顾之一，中国每年4000亿美元的进口额中有45%来自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基础商品(主要由贫穷国家制造)的需求十分强烈，从而抬高了粮食作物和铝、钢、铜、棉花和橡胶等工业原材料的价格。对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靠这些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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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说明开放的经济制度如何能够促进经济飞速发展。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值得效仿而无需心存恐惧。(国际先驱导报/世界银行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 霍米·哈拉斯/王忠华译)
相关报道：美专家称“美国须设法抗衡中国崛起”
国际先驱导报：北京最近在其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中说：“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主要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和利益重新分配的进程加快。”这基本上是在说美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超级大国，这将导致一个多极世界的出现，而在这个世界中，北京的利益将日益加大。
无疑，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会众口一词地表示，北京发表上述言论在意料之中。但是，中国毫不含糊的用词和自信的语气表明，中国过去几年的战略是成功的。正如一位知识渊博和经验丰富的东亚问题专家最近所说，“北京到处让我们出丑”。
这是事实。如果布什政府对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是认真的，它就必须在第二个任期里设法同中国在亚洲的崛起抗衡，而不是简单地安抚。(国际先驱导报/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 托马斯·唐纳利/潘晓燕译)
相关报道：遏制中国成共同战略 美日重架“安保宣言”
日本《读卖新闻》14日报道：日美将重新制定日美安保联合宣言。日本政府13日确定了下述方针：根据形势的变化，需要重新认识“日美安保联合宣言”，要基于“9·11”事件之后的形势，制定新的联合宣言。
为应付中国近几年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日美两国政府开始研究将包括外交手段在内的遏制中国的政策纳入两国共同的安全保障战略。虽然目前日美两国还没有将中国定位为“军事威胁”，但他们认为今后中国有可能成为威胁，希望借此促使中国放弃进一步增强军事实力和向与日美为敌的战略倾斜的念头。在关于驻日美军调整的协商会议上，日美双方已经基于上述设想，进行了相关调整。预计，遏制中国的政策将与国际反恐政策一起，成为驻日美军调整的一个基本理念。待本月20日布什的第二个任期正式开始之后，日美两国将召开由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参加的“2＋2”会议(日美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将上述内容作为日美“共同战略目标”公布。目前双方正在积极筹备，争取在2月举行会议。通过协商，日美两国达成了共识，认为如何构筑对华关系是“21世纪亚太地区外交和安全领域的最大课题”。
相关报道：罗伯特·佐利克：为布什描绘一个真实的中国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记者李玄报道 1月7日，布什宣布提名罗伯特·佐利克接替阿米蒂奇出任副国务卿的消息让不少人大跌眼镜。因为佐利克的政治生涯纪录上一直以主管经济为主，此前人们曾经多次猜测他可能会接替今年届满退休的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或者美国财长斯诺。所有的观察家都没想到布什竟然让他去了国务院。
但消息确认后有观察人士指出，佐利克一直以对外交政策和经贸关系互动的能力而闻名。而他之前从事过有关前苏联解体和德国统一问题的研究，这让这一领域的专家、新国务卿赖斯对他十分器重。
分析认为，这次布什把佐利克从经贸领域拉来外交领域，显示布什已经意识到，美国应该有一条更加务实的外交路线。而佐利克的稳重务实，以及他对中国的了解，将使美中之间的经济利益也会引起高层更多重视。
主导中国加入WTO
现年50岁的佐利克，198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获公共政策硕士学位和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任外交部顾问、负责经济的副国务卿、白宫办公厅副主任等职，还曾作为老布什的私人代表参加7国集团首脑会议，仕途极为顺利。
佐利克在担任美国贸易代表时，取得的最大功绩之一就在于完成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分别加入WTO的谈判工作，这也让他有机会来了解中国高层政府官员的思想。中国的变化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曾经回忆，有一位中国谈判官员向他解释，中国为了在加入WTO事项上说服国人，创造了“双赢”这个词。在佐利克看来，这个新词语显示了古老的“非赢即输”的东方思维在中国的转变。“因此我听到吴仪副总理告诉媒体多哈协议将带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赢’时，我特意做了纪录。”在佐利克看来，中国应有的经贸思维在中国的古老格言中就可以找到答案——“水至清则无鱼”。
通过大学生观察中国
作为一名学者型的官员，佐利克对中国的了解还来自于他和一些平民的接触。据他自己说，他每到一个国家，都会尽量抽出时间和当地年轻人谈话，以更深地了解社会的变化。2003年10月，佐利克和辽宁大学的30多名学生举行了座谈，试图从中发现中国年轻一代的思维。学生们被提问“无论古今，你们最想见到的美国人是谁？”
当学生回答“布什”和“克林顿”时，佐利克会心一笑，他知道每个社会都会培养出对权力的渴望；当有人说“林肯”时，佐利克开始考虑林肯吸引中国人之处在于对自由的渴望还是他统一美国的功绩；一个学生回答“比尔·盖茨”，佐利克感到惊喜，他觉得深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商人和金钱并不是被尊重的对象，年轻一代的转变让他陷入思考：如何在中国人更加尊重财富的同时，说服他们同时也应该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
那次座谈会给佐利克留下印象最深的回答是“罗纳德·里根”，做出这个回答的中国学生解释说，里根非常懂得运用国家实力。他告诉佐利克，他的梦想是中国有一天能和平崛起，重拾古代“中央帝国”的光荣。这让佐利克看到了中国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
美国人应该改变对中国的印象
经过和中国各个阶层的接触和观察，佐利克在去年的一次演讲中系统阐述了他对中国的看法。在他看来，中国崛起、中国将从各个方面影响世界这都毫无疑问。世界发展的关键在于，中美两国如何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适当地运用力量和分担责任。
在佐利克看来，美中关系不仅取决于政府和管理层，而在于美国整个国家会以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一个全新的、并且仍然不断变化着的中国；也取决于中国民间对美国的态度。他举例说，当他参观沈阳的“9·18”博物馆时，发现博物馆的展品只强调了苏联红军1945年的参与使日本投降了的史实。佐利克因此忧虑：如果中国的下一代不知道美国在全世界抗日战争中的领导作用，自然很难培养出对美国的好感。
佐利克同时指出，美国人也应该全面认识中国，不应该只是强调中国人抢走了美国制造业的机会。而应该看到，有大量的美国人因为美中贸易而获益：他们的工作和贸易有关、他们花不多的钱就可以买到质量不错的中国商品……重新塑造中国在美国民间的形象，就会直接影响到政府和国会的相关政策，也就更有利于中美两国携手发展。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撰文指出，中国的经济力量及其所产生的榜样力量将推动对抗贫穷的斗争，发展中国家无须恐惧中国崛起。
中国发展惠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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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1—2月号发表了世界银行远东和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霍米·哈拉斯所写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今天，中国掌握着北美洲、欧洲及其它地区的大部分出口市场———贫穷国家对这些市场一直垂涎三尺。若不是中国也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最大主顾之一，这种情况将给许多国家带来麻烦。中国每年4000亿美元的进口额中有45%来自发展中国家，而进口贸易额在2003年又增加了550亿美元。事实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贸易逆差。中国对基础商品(主要由贫穷国家制造)的需求十分强烈，从而抬高了粮食作物和铝、钢、铜、棉花和橡胶等工业原材料的价格。对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靠这些产品的收入谋生的农民来说，全球性的价格飙升来得正是时候，它扭转了几十年来价格不断下跌的局面。中国还成为惠及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区域贸易良性循环的中心。诚然，中国吸收了大量的原材料，但目前其进口商品的4／5都是制成品，包括办公用计算机、电信设备和电器。周边国家通过向中国出口电路元件和机器零件进行最终组装来支持贸易的繁荣发展。韩国等获益最多，然而在去年，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对中国的年出口额竟猛增了大约30%。其它一些区域生产网络也逐步形成，最引人注目的是汽车和服装生产网络，因此，即使一个行业出现了衰退，出口贸易还可能有利可图。
中国经验值得效仿
中国经济的影响十分强大，不过它的榜样力量也毫不逊色。中国已经成为展示开放市场能取得何种成就的窗口。它再度掀起了关于贸易如何才能减缓全球贫困现象的辩论。中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农业部门，在美国和欧洲常见的各种补助金和关税对它的影响相对较小。随着中国履行世界贸易组织日益严苛的各项承诺，它实现自由贸易的资格只会愈加成熟。2005年1月1日，全球取消了对中国纺织品和服装的配额。如果放宽经济限制使中国得以连续30年保持9%的经济增长率，并在这段时间内让3亿人民摆脱贫困，那么，其它国家必定也能通过打破贸易壁垒获得巨大收益。
面对中国创下的纪录，经济发展表现欠佳的两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不平等的全球竞争秩序和外国投资者的剥削———也变得站不住脚了。而且有迹象表明，中国的这种经验越来越被大家所接受。促使印度在过去十年中实施改革并实现经济飞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很可能就是中国的榜样力量。拉丁美洲各国也开始对此有所关注：智利正打算同中国签署一份自由贸易协议，而墨西哥和巴西也正派遣高级贸易和投资考察团赶赴中国。随着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周边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议，东南亚各国很可能受益更大。
中国捍卫穷国利益
通常情况下，北京总是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如今，作为一个成功的贸易大国，中国具备了更加充分的条件来增加其发言的分量，调整世界贸易组织和其它国际机构的规则以应对发展中的重重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当中国的利益同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一致时，其中许多国家都想仰赖中国的支持。举例来说，中国想进一步推动全球农业贸易的自由化，而这正是贫穷国家的心头大事。中国还可能为齐声呼吁寻求服务行业保护的发展中国家呐喊助威。数十年前，日本、德国和韩国向全世界展示了如何根据基于出口制成品的战略来发展经济。中国的崛起可能会给出一个同样令人信服的例子，说明开放的经济制度如何能够促进经济飞速发展。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值得效仿而无须心存恐惧。 (完)
相关报道：中国崛起不等于中日交恶 — 专访香港时事评论员邱震海
邱震海，1962年11月出生于上海，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现任香港《信报》外交事务专栏作家、《德国之声》驻香港特派员、香港创新发展集团企业推广总监、凤凰卫视特约时事评论员和《亚洲周刊》特约记者。早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德语专业本科和同济大学德语系硕士研究生班，曾任同济大学德语系讲师、上海和香港《文汇报》驻德国特约记者、香港《文汇报》外交和国际新闻高级记者。
《参考消息》：就您看来，2004年中日关系发展有什么新特点？
邱震海：我觉得，2004年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还是很大的一个结，但向潜在战略冲突发展的迹象更加明显。东海大陆架问题本身首先是领土争端问题，领土问题是个历史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能源问题。能源预示着未来，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导致两国战略上的冲突。当然，战略冲突不一定就意味着打仗。
《参考消息》：您觉得2004年中日关系有哪些问题？
邱震海：要对2004年中日关系作一个概括很难。中日两国之间有很多问题，大致分为三个：一是历史问题。现在看来好像历史问题没有任何改观；二是两国综合国力越来越接近。在中日关系史上，现在第一次出现一个强大的日本面对一个强大的中国，一个崛起的中国面对一个更强大的日本。这样就面临着综合国力的竞争和较量，并且由此导致双方民众心理上不平衡，日本害怕中国崛起而产生民族主义情绪，正在崛起的中国也产生了民族主义情绪；三是战略冲突，或者潜在的战略冲突。
《参考消息》：中国崛起是否一定意味着中日关系恶化？
邱震海：中国崛起，理论上不应该导致中日关系恶化，因为中国的市场、中国的经济能够为日本创造很多就业机会。日本商界也很现实，他们认识到日本经济复苏在相当程度上要依赖一个蓬勃发展的中国。小泉也认为中国崛起不是对日本的威胁而是一种机会。
但是从实际操作层面上来看，中国崛起令很多人担心。所谓一山容不得二虎，中国崛起让日本国民承受不了。另外，日本与美国有个安保条约，这个安保条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加强，目的就是防范一个潜在对手，就是中国。
《参考消息》：要消除日本战略疑虑，中国应该如何努力？
邱震海：我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处理中日关系要从战略层面上考虑，让日本的战略作用空洞化。最近十几年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经济作用在下降，但是战略作用在上升。而其战略作用之所以重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中美关系，另一个是台海问题。如果我们处理好台海问题和中美关系，这两盘棋下活了，日本的战略作用就下降了，也就是空洞化了。
此外，可通过经济一体化来整合对方。两国有地缘政治利益，不能再打仗。我们可利用“10＋3”等机制来实现这一目的。对抗不是办法，要整合才对。现在是经济整合、政治对话、战略互动三个过程同时在运作，就看领导人如何处理。 (《参考消息》记者 肖成林 高寒青)
相关报道：中外专家研讨中国崛起对拉美和亚洲的机遇
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和泛美开发银行联合举办的“中国崛起：对拉美和亚洲的机遇与挑战”国际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博士，拉美经济委员会秘书、阿根廷前经济部长何塞·路易斯·玛奇尼亚先生在会上分别做了题为“中国未来发展同拉美的经济关系”和
“中国与拉美经济合作前景”的主题演讲。到会的20余位国际学者长期研究亚洲和拉美经济，以及区域间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分别来自多个国际组织和不同国家的研究机构，他们就中国与拉美的经济关系、外国投资、中国的经济体制以及地区主义与多边主义等专题，展开深入研讨。
中国外交部、中联部、商务部等有关部门的官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数十家学术机构的60余位学者应邀出席了会议。
相关报道：中国崛起将怎样影响世界？
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过一篇关于中国环境污染问题的书评，但却让我想到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根据这篇书评的介绍，最近美国康乃尔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书，翻译过来应该叫《黑河在流淌：中国未来面临的环境挑战》。对于了解中国目前环境状况的人来说，看到这样的书名也许并不惊诧。的确，河流的污染在很多刚刚工业化的中国地区已经成为了最严重的生存危机。不过，我感兴趣的是书评中提到的这么一段话：“让中国与众不同的不是它的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毕竟这样的问题与过去欧洲、美国和日本在工业革命时期遇到的问题是类似的，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个问题的规模。13亿的庞大人口规模与几乎每年10%的超常经济增长的结合意味着中国对环境问题的处理方式不仅影响它的人民而且影响整个地球。”
实际上，我离开上海去韩国前刚刚在Shanghai Daily上发表了文章，表达了对资源消耗问题的关注。随后，《纽约时报》驻中国的记者从上海拨通了我韩国办公室的电话，对中国经济增长可能给资源和环境带来的至深影响与我进行了至少1个小时的采访和讨论。他在电话里告诉我，在他看来，除了美国人之外，似乎只有中国人拥有这么强烈的发展的愿望，希望有更好的工作、更好的房子和车子，总是相信明天肯定比今天好。而作为美国人，他希望知道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我们是否真正认为并重视中国今天的经济增长给环境和资源带来的史无前例的压力和挑战。我说，照这样的增长方式和增长速度，中国将很快到达资源和环境所能承受的极限，并将以一种完全不同的、从未有过的方式影响世界。
我并不认为我说的肯定是对的，只是相信我的这个说法的逻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认为，对于以上这个问题，我们不需要去辩论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理论，也不需要讨论未来可能出现的转折与奇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简单的逻辑推论，因为只有逻辑推论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未来所面临的挑战的性质，从而更好地指引我们去寻找出现转折的可能性与备选的道路。那么，这个简单的逻辑是什么呢？这个逻辑就是基于人口规模的“放大效应”。具体而言，任何在西方和东亚成功的发展模式在中国几乎都遇到了一个“规模”障碍；任何一个在别的地方可行的“比率”在中国都涉及一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
正因为这个逻辑，上面提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才被说成了不是一个程度问题而是一个规模问题。也正因为这个逻辑，今天中国的崛起对世界的影响方式是任何一个已经在经济上崛起的国家和地区(欧洲、北美和东亚)都不曾有过的。我们不妨借用一位在北京的环保人士曾经做过的类比来说明这个“逻辑的力量”：如果中国人要达到今天美国人的汽车拥有率的话，那么中国的街上就将有6亿辆汽车在行驶(注：今天大约是2500万辆私人轿车)。这个数字比全世界的汽车拥有总量还多得多。的确，如果今天的中国人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一个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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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眼下的经济增长模式就是这么简单，它几乎取决于我们的增长意愿。即使只有15%的中国人要离开农村进入工厂做工，10%的中国人要住上好的房子，5%的中国人要拥有自己的汽车，中国经济发展的马力就足以加速了。中国的人均国民产值现在每年哪怕提高100美元，就意味着1300多亿美元的经济总量，而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每年还在增加着这个数字，尽管总值上还只有美国的1/10。去年，中国仅出口就增长了50%，总值高达4800亿美元，已经接近了印度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即使这样，高达1.3万亿美元的国民产值分摊到每个中国人头上每年也不过只有1000美元，而且事实上中国的人均支配收入仍然远远小于这个数字。
但就是这个小小的人均数字已经使中国去年消耗了全球40%的水泥和接近30%的钢材。中国自己目前的钢产量为2.2亿吨，在这个产能水平上中国这几年每年还要进口3000万吨钢来满足国内的增长需求。因为这两年对钢材的需求增长高达30%以上，去年中国至少有800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已经开始或准备建设。另外，英国石油公司(BP)说，过去5年里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量中，近乎一半都来自中国。中国现在40%的石油需求是靠进口满足的，去年的石油进口量已经超过了日本，仅次于美国。对国际金属矿产和谷物的大宗需求已经使中国成为了这些产品的价格制定者。
发生在过去10年的这些经济活动还只代表着中国东部或沿海地区的迅速工业化进程。中国还有7-8亿的人口在农村过着一点也不富裕的生活，还有至少1.6亿的劳动力需要从落后的生产方式中转移出来进入现代的生产方式。中国政府计划在2020年让3-5亿人从乡下移民到市镇，中国政府手上还有几十万家国有企业及其庞大的几十万亿的帐面资产和巨大的土地资产尚未变现和出售。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一个将要再持续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消费和投资的巨大流量。但是，满足这么巨大的需求流量势必遭遇我们的资源状况、能源供给和环境承受能力的严厉约束。
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制度性安排，包括全球的生产体系、国际贸易的规则、国际金融的体系乃至国际政治的结构，均是在未充分考虑中国这般崛起的前提下形成的。中国的经济刚开始实现高速增长，在西方世界的视野里尚不如“柏林墙”的倒塌那么的耀眼。实际上，中国今天的经济起飞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并不看好的转型方式下实现的，因此，当这个增长制造着更多的资源代价和环境代价的时候，几乎没有正统的经济学家愿意相信在中国所看到的变化是可以长久维持下去的。
说到底，中国经济增长给中国自身和整个世界形成挑战的源泉并不在于它的产出的增长速度有多快，而在于其投入需求和资源消耗增长的规模。毋庸置疑，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了投入的推动，几乎是在平面上发展的经济，没有形成精细的财富创造的模式。回顾一下世界经济的历史，无论是英国早期的工业革命，还是后来迅速崛起的美国经济，尽管相对于其他经济，在高速发展中它们无疑吸纳了世界的主要资源和能源，但是它们能够成为发达的经济并奠定今天的强国地位，靠的却是技术的创新和进步，即不断外推“生产函数”，得益于技术的创新和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经济学家发现，美国150年来的“实际增量资本-产出比率”(每增加一单位的产出所需要的实际投资)基本保持了常量。“东亚经济”在它们的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的时期主要依赖了投入推动型而不是效率推动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由于其规模过小，不足以对世界经济产生显著影响。但即使增长迅速，从它们自身来说，过于依赖投入推动的经济增长最终还是没能在赶超发达经济的人均收入方面持之以恒。“东亚”新兴工业化的经验几乎都是这样，在它们用了35年的时间将人均收入达到差不多美国人的40%的时候，就似乎再也难以高速增长下去了。
同样作为一个人口高达10亿多的泱泱大国，印度这10年的经济发展显然走上了一个典型的效率推动型的道路。有意思的是，绝大多数到过印度的中国朋友对印度6%的经济增长不以为然。而我3月份在印度一周的访问却让我相信，印度在使用一个非常不同于中国的“生产函数”。5月份的《远东经济评论》载文说，印度的发展其实是另一个美国模式，道出了印度增长模式的特征。我在孟买的时候，印度的经济学家告诉我，印度去年消费掉了2000万吨钢，而且还向中国出口约1000万吨的钢材。印度的经济总量(GDP)已是中国的一半，但是印度的经济总量中有一半(过去10年平均约为51%-52%)来自于信息产业和人力资本密集的服务部门的发展而不是制造业。从这个意义上讲，印度未来的发展空间大于中国。看起来，世界尚未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做好充分的准备，但却有利于印度的增长。(《互联网周刊》)
相关报道：斯里兰卡外交部长拉克什曼·卡迪尔加马尔称“崛起的中国不会给南亚国家带来威胁”
新华网北京12月28日电 (记者陈刚)斯里兰卡外交部长拉克什曼·卡迪尔加马尔28日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表示，日益崛起的中国不会给南亚国家带来威胁。
卡迪尔加马尔在题为“南亚视角中的中国崛起”的演讲中说，他每次来到中国，都发现这里不断发生着新的变化。大城市中的高楼更多了，道路更宽了，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与过去有了很大不同。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令世人惊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也正在发挥着“更为巨大”的作用，这些都证明了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他说，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崛起将给亚洲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带来巨大影响，因此南亚国家非常关心中国崛起的方式。斯里兰卡认为，中国将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并给南亚各国带来好处，这是与中国长期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的政策分不开的，崛起的中国将不可能像历史上的其它崛起大国那样寻求军事上的扩张。
他说，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同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为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与南亚各国的贸易额不断增长，劳务合作与直接投资也迅速增加，正在崛起的中国从各个方面给南亚国家带来了切切实实的利益。
他在谈到斯中关系时说，两国友好关系源远流长，有很深的文化和历史根基。斯里兰卡是较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并长期在国际舞台上支持中国的正义主张。斯里兰卡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外交政策，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和在人权问题上所持的立场。
拉克什曼·卡迪尔加马尔是应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的邀请来华访问的。(完)
相关报道：法国《解放报》：中国的崛起打乱了世界排序
弗朗索瓦丝·勒穆瓦纳是法国国际展望与信息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也是中国问题专家。她在回答记者问中仔细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记者问：中国令人害怕，尤其令美国害怕。西方国家该不该惧怕它的发展？
勒穆瓦纳：中国不仅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对手，在高附加值产业方面也日益成为工业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然而，外企在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功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在赢利额中占了很大比重：中国出口产品的一半以上出自外企。此外，中国不再只是一个世界工厂，它日益成为一个迅速发展的市场。高收入阶层的出现使中国市场成了一个对奢侈品消费有支付能力的市场。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影响就其规模来说要更接近日本实力增强时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的崛起正在打乱世界排序。
问：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几个地理区域之间的自由竞争对全世界都有利。鉴于其人口数量、财政实力，中国会是例外吗？
答：人们都说中国的崛起及其融入国际贸易总的来说对世界经济是一个好现象。去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拉动了亚洲各国经济的发展。我们不能把美国贸易逆差的责任归咎于中国，其逆差应归因于美国储备金的不足。 (完)
相关报道：专访“亚洲版北约”之父纳拉帕特：印度乐见中国崛起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唐璐报道： 印度地缘政治专家纳拉帕特素来快人快语，他从不回避自己的观点。近两年，纳拉帕特由于倡导建立一个由印美主导、以亚洲民主国家和地区为主的“亚洲版北约”而闻名于世。这次藉纳拉帕特第六次访华之际，本报记者再次与其深谈。问及这些年来缘何总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穿梭访问，纳拉帕特的回答颇为有趣：“我的心是倾向中国的，而我的头则倾向美国。”我们的谈话还是从“亚洲版北约”开始。
“亚洲版北约”意在避免战争
《国际先驱导报》：在“亚洲版北约”问题上，去年你曾提到你在与不同的潜在成员进行协调，现在时间又过去近一年，你们在推进这个组织的形成中取得了哪些具体进展？
纳拉帕特：目前，来自美国、印度和日本的学者都在对亚洲的这个新的安全架构概念进行深入研究，台湾和澳大利亚的专家也在讨论这个思想。尽管他们看法尚不能统一，但有一点共识，即欧洲版的北约不能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亚洲，因为亚洲国家远比战后欧洲所处的形势复杂的多。在美国也有一些人认为，必须要在亚洲很好地利用"已经尝试和试验过"的北约模式，而不是去建造一个新的联盟。比如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以及布鲁金斯学会就持这种看法。不管怎样，我认为"亚洲版北约"思想已经在亚洲有很深的根，只是一些细节问题尚不能落实。我对布什重新当选美国总统比较抱有信心，相信一旦布什连任，有关建立在亚洲建立新安全体系问题将在其优先课题中占据很高的位置。
至于我本人的作用，我"并没有在许多国家中参与协调"，因为我是非政府人士，所做的只是个人行为。
《国际先驱导报》：拟议中的"亚洲版北约"所有潜在成员是否都接受了你们的原则？各成员就台湾在"亚洲版北约"中的地位有什么新看法？
纳拉帕特：一些成员主张台湾能够成为"亚洲版北约"的正式成员，另外一些人则同意我去年在华盛顿和台北所陈述的那种观点，即台湾理所应当地具有"亚洲版北约"成员资格，但考虑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并不一定非要将其列入潜在成员的名单之中。鉴于台湾的加入将使阿拉伯国家、澳大利亚甚至印度都不太愿意加入这个组织，最好还是让台湾在该组织之外，然而要确保在台湾受到攻击时给予其安全保证。
《国际先驱导报》：你最近提到，“亚洲版北约”对中国有好处，因为根据有关原则，大陆攻打台湾就意味着不仅对台北而且对华盛顿、新德里和东京宣战，考虑到这点，中国大陆将会在对台动武时三思而行。据我了解，很多中国学者认为你的“亚洲版北约”思想过于理想化，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冷战思维的结合。对此你怎么看？
纳拉帕特：我非常尊重中国学者的看法。不过我想强调的是，我对建立“亚洲版北约”的基本考虑就是避免亚洲在未来25年发生战争，中国的发展至少需要20年和平，如果亚洲的朝鲜半岛或者台湾海峡发生战争，这对中国的稳定和增长来说都是灾难。所以我非常希望战争能够避免。
然而，怎样避免战争？目前美国在亚洲建立的任何安全组织，都会被考虑用作保卫台湾的安全，这事实上就是向中国挑战。这点中国学者不太接受，他们认为我是冷战思维，但我要问他们两个问题：第一，你们能否确定台湾人不会宣布独立？你们敢肯定假如台湾宣布独立，中国政府不会向台湾宣战吗？其实这个问题谁也不敢肯定。我认为，任何时候战争都有可能出现，因此每个国家都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我正是希望利用“亚洲版北约”来避免战争发生。我们可以期待最好的结果，但是要作最坏的打算。在我与中国学者的接触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一旦台海冲突美国不会出兵，对此我感到很吃惊。
印度不是与中国就是与美国结盟
《国际先驱导报》：最近印度出版的两本带有虚构成分的书都提到中印未来会极大程度地和解，前陆军参谋长帕德马纳班的书甚至称中印可能会缔结安全盟约。不知这是偶然现象还是反映出印度各界对中印关系前景的确非常有信心？
纳拉帕特：印度一直希望与中国友好。这对中印以及亚洲都有好处。然而，在过去很长时间，由于印度犯下了许多错误，中印关系中出现了许多麻烦，正因为印度的错误，中国在许多问题上都支持其他国家反对印度。但是未来中国与印度一定要交好。如果双方能够尊重包括不能帮助任何一国或者任何集团反对另一方的安全等原则，中印之间就有可能成为非常亲密的盟友。印度人非常清楚，他们在未来不是与美国结盟就是与中国结盟，中间道路是不可行的，因为这将使印度两面受到攻击。
《国际先驱导报》：在你看来，印度加入哪个联盟的可能性更大？
纳拉帕特：我认为英语、新经济增长、反恐战争以及印度在美国的强大移民等都为建立更密切的印美关系创造了良好环境，然而，印度最终是否与美国结盟要取决于美国和中国对印度的政策。
我无法断定印度在未来是否会加入美国联盟，但是我认为三五年后印度将很可能成为美国的军事盟友，这意味着印度会像日本、澳大利亚那样成为美国的重要军事伙伴。果真如此，我认为这也不一定会影响中印关系。其理由在于，中国目前与澳大利亚、韩国以及科威特都有很好的关系，而这些国家均与美国有着十分密切的军事合作。既然这不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理由认为印美军事联盟会影响中印关系。
中国不可能悄悄地崛起
《国际先驱导报》：前几年媒体评论还很少说印度会超过中国，但是从去年中旬开始，持这种观点的的言论似乎越来越多，您如何评价中印之间的差距问题？
纳拉帕特：印度要追上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和印度目前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中印双方都会做得很好。我不认为应该过分看重印度追赶中国这件事，毫不怀疑，中国将会在15年之内成为超级大国，而印度至少在40年后成为超级大国，也就是说印度将至少在25年之后才能赶上中国。
《国际先驱导报》：你如何评价中国的和平崛起政策。我知道你对一些中国人不大愿意接受所谓“中国未来将会成为超级大国”的说法颇有看法。
纳拉帕特：我个人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在美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二大重要国家，不管中国人自己是否接受这种位置，也不管其他国家喜欢与否，这都是一个事实。如果中国试图隐藏其力量，人们可能反而会怀疑中国想滥用这种力量。事实是，中国不可能悄悄地崛起，中国的目标是隐藏不住的。因此，中国最好应该坦率地向世界表明：“是的，中国现在是国际事务中的一股强大力量。”但中国同时更要强调，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表明，中国将是一支和平力量，它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现在有些西方国家并不希望中国崛起，但是印度非常乐见中国崛起，因为中国是亚洲国家，我们当然希望亚洲国家在世界崛起。我希望印度和中国都将能取得超级大国地位，希望这两个“兄弟”能够在同一个家庭中好好相处，而不要相互打架。
《国际先驱导报》：刚才提到的印度前陆军参谋长的新著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即2010年印度邀请中国领导人作为主宾参加你们的国庆阅兵式。这使我想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印度会否邀请中国参加，另一个是印度目前与俄罗斯关系甚好，为什么没有邀请普京作嘉宾？
纳拉帕特：如果新当选的印度总理来咨询我的意见，我将会首先建议他立即邀请胡锦涛而不是普京来参加印度国庆阅兵式。因为俄罗斯代表着过去，中国代表着未来。对我来说，未来将比过去更为重要。我甚至希望这个邀请2005年就能实现。
相拉报道：访国际展览局主席吴建民：中国和平崛起有利于世界
“中国和平崛起”这个论题由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上次年会首度提出。不到半年，这一提法已经成为亚洲政、商、学界热烈讨论的共同话题。它既是当代中国对自身角色、未来形象的定位，也是中国对亚洲乃至世界的承诺。依靠自己、发展自己的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确定，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也源于中国人对自身实力、国际形势的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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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不称霸
“‘和平崛起’是中国发展之路的特点，也是世界发展史上的一次创新。因为与人们以往的经验都不相同，所以有人会有这样那样的疑问，这并不奇怪。然而中国多年来的发展事实无一不在向世界证明，中国的发展或言崛起，对世界来说意味着和平、合作和发展，意味着互助、共享与双赢。”—— 吴建民
有历史为证
中国领先欧洲发明了指南针、铸铁技术和火药，可是中国并没有滥用这些技术的优势去侵略扩张。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比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船队规模大多了，就是这样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强大舰队的国家，也并没有走上称霸的道路。为什么？因为中华民族向来就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和平崛起是对这种传统的一种回归和确认。但这些基本的东西，外国人都不太了解。
了解是基础
在当今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要实施和平崛起战略，不被其他国家了解将会碰到很大的阻力。了解是消除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忧虑的基础。
吴建民认为，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的课题是非常及时的，开展这样一次圆桌会议同样如此。首先，全世界现在都非常想了解中国。中国经过了25年的改革开放，顺利地实现了前两个战略目标，现在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对于中国是否会崛起这样一个问题已经很少有怀疑，他们关注的是中国用什么样的方式崛起，是走西方发达国家扩张的方式还是和平的方式，这一点是需要积极交流的。其次，在中国取得新进步前夕，世界上一些国家产生了一些忧虑，这也是情有可原的，需要强调的是，敌视中国的人是极少数，忧虑仅仅是缘于不了解。
怀疑客观存在
有这样一个例子可以印证这样的情况。今年2月，作为现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的吴建民应邀对欧洲的希腊、西班牙、俄罗斯和意大利四国进行访问。当他最后在意大利停留的时候，意大利的两名高级官员在吃饭时说，他们对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由衷地钦佩，但对中国的崛起表示了担忧，他们害怕中国会像历史上那些大国一样，在取得强势地位后任意欺凌弱小国家。
令吴建民感到叹息的是，这些话语出自这两名曾经担任过驻外使节、阅历丰富的意大利高官之口。在昨天和今天的圆桌会议上，来自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学者也表达了同样因不了解而造成的疑问。他们的理由是：第一，历史上那些大国的崛起必定会欺负其他国家。第二，中国现在正在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越来越多的国际企业落户到中国，让那些本国居民失去了工作。
释疑应有创新
回答这些疑问的答案就是把“和平崛起”的课题拿出来讨论，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不仅要自己研究，更要同那些“世界舆论领袖”开展讨论，通过他们去影响世界其他各国，让他们了解中国和平崛起，绝不称霸的原则。这样就能为未来的实施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长期致力文化外交的吴建民把文化对加深双方了解的作用看得很重。以他的经验来看，外国人看中国的报纸未必有兴趣，但是一碰到中国的文化，马上就来了精神。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能更深入地了解一个国家，了解也就意味着合作具有了可能性。但做起来不能千篇一律，得找外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创新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先亚洲后世界
如何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必须要好好研究，处理好与周边国家与亚洲本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会使中国和平崛起的基础更加牢固。
不可否认，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入的当今社会，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主导权还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手里。亚洲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落后欧洲至少60年。其原因就在于人口多，差异大，难度高。但是换个思路来看，差异并不简单意味着冲突，反而可以使国家与国家之间取长补短，成为发展的动力。
2010年，中国将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中国与日本、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将会在近期开始商谈。当这些自由贸易区成功建立的时候，将成为拥有20亿人口，面积1500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第一大经济共同体，目前这一地区的GDP仅占世界的七分之一，发展潜力十分惊人。其中中国去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17.5%，外贸增长对全球的拉动也有43%的贡献，无疑已经成为本地区发展的中坚力量。
中国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和平崛起，自然要处理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抓住机遇谋求自身的发展，离不开给其他国家提供机遇，给了其他国家发展的机遇，中国的发展机遇就更多更好。所以对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等中国都要大力推进，从而使中国获益，亚洲获益，最终世界获益。
中国智慧：和则两利
和平崛起，要用大智慧处理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吴建民特地以中美和中日关系来说明这个问题。
美国现在是唯一的超级大国，自然会对中国的兴盛有所戒心，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也是很大的问题。过去周边国家对中国也有疑问，不过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额上升了40%多，用实际行动让大家知道，一个经济强大的中国只会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发展的机遇。
与同样身处亚洲的发达国家日本的关系，是中国在亚洲实现和平崛起的关键。中日关系的主流一直都是好的，而且从来都没有这样好过。吴建民与三菱集团社长交流时得知，三菱现在已经在中国投资了200多亿人民币，而且还要增加，三菱现在已经分为日本公司和中国公司两大块业务，像这样的中日经贸关系发展从来都没有过的，并且正在深化。
政治问题存在分歧，中日两国都要发扬大智慧来解决。日本首相和议员总是去参拜靖国神社，对中国人民就造成了伤害。
而中国是一个“恕道”国家，历史上以德报怨的例子很多，其原因就是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日本是中国近代史上对中国造成最大伤害的国家，但中国并不打算报仇。中日两国要发展，在能源问题上会存在竞争，但是是否要为了能源打仗？看来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存在共同的需求，也就有了共同合作的基础，只要抛弃冷战“零和”的思维，走向双赢是可能的。“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世界期待中国发展
邓小平对中国的外交曾这样说过：“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吴建民说，这是指导我们国家外交政策的长期纲领。不扩张，不当头，不称霸是历史经验，中国相当重视。但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中国正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过去被动应付向积极应对发展。世界也正期待一个强大而又负责任的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比如在朝核问题中发挥的作用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和平崛起同样要避免被边际化。全球化是把双刃剑，总体上说是人类的进步，中国在这样的条件下和平崛起，做得好，就能趋利避害，做得不好就被边际化，后果是将会落后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