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初六，阜新矿难发生，次日即报有203人遇难。新中国煤矿史上这起空前惨剧不仅使正沉浸在节日祥和中的国人震惊且悲恸，也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和议论。CNN、BBC等媒体均将此事件列入“当日要闻”播放评说，矿难频仍的2004年则成为新闻背景，使人愈感心头沉重。至本文截稿，死者已升至213人。
鲜血在报警，愈显“以人为本”的治国方略意义深远。仅去年10月以来，中国已有郑煤集团铜川煤矿和阜新煤矿三家大型国有煤炭企业相继发生大型灾难，分别死亡148人、166人、213人，一次又一次突破记录。在去年全年死亡6027人的煤矿安全事故中，国有大矿的比重明显加大“大矿大难”已显现为一种趋势。去年底，《财经》曾郑重选择此题材为“2004年度话题”，发表调查分析性报道《矿难探源》。新年方至，阜新矿难的发生，恰不幸证明了这一趋势的存在。
每一起灾难当有其具体原因情节，但大矿大难如此频繁，绝非偶然，在某种程度上正折射了国有煤矿企业在生产压力与安全保障之间的两难。阜新煤矿的现实处境就非常典型（参阅本期报道《海州立井悲剧》）。必须看到，包括阜新煤矿在内的大批国有煤矿在安全保障方面，固然远胜于前些年造成大量险情的“小煤窑”，但绝非无懈可击。考虑到其生产满负荷甚至超负荷状态，以更高也更严谨的安全标准衡量，恐怕相当一部分企业均难属于现代煤矿意义上的“具有安全生产能力者”。
当前，“严防同类事故发生”已成为中国政府高层和民众的一致心愿。但如何“严防”？如何“治本”？则需要以改革的思维认真思量。
眼前的选择并不多。中国是个能源紧缺的国家，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占到三分之二强，专家们更普遍预测今后几年煤炭需求会继续上升。同时，中国上万家国有大中型煤矿企业所开采的，大多为深置于地下的“井工矿”，常伴有较高瓦斯含量，要确保安全势必成本大幅提高。更严峻的是，众多老牌国有煤矿企业既面临资源枯竭的威胁，又肩负赡养老职工、保证就业等多重责任，经济实力相当有限。
面对现实，寻求兼顾生产与安全的解决之道，必须寻求突破性的改革措施。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尽快结束国有垄断煤矿资源的局面。从此思路出发，一方面，应在多数大型煤矿企业实行“国退民进”，以出让国有产权所得统一妥善解决老职工安置；另一方面，应由政府集中精力进行安全监管，负责合理规划开发煤炭资源，从而逐步建立起现代煤炭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
应当指出，从政策面上看，中国煤矿行业多年来对于外资和民间资本进入并无障碍。但实际上，煤炭生产至今仍是国有煤矿企业占大头，绝大多数资源较为充分的大矿好矿均系国有，外部资本兼并重组困难重重。造成这种情况有外部原因，包括煤炭价格的半管制和采矿权转让市场远未发育；更有主观原因，特别是“政府办经济”的惯性仍在发生作用。中国煤矿企业长期实行政企合一的体制，转型时路径依赖度较高，不少企业经理人对于“国退民进”尚缺乏深刻理解和诉求；而地方政府面对所掌管国有煤矿企业的复杂局面，又缺乏改革的勇气和动力。在实践中，政府往往在煤炭行情不好的时候不敢退出，担心产权转让金不足以解决安置职工等相关问题；在煤炭行情大涨时又舍不得退出，“大干快上”、“做大做强”的冲动难以抑制，归根到底还是不能正确选定自己的角色，不相信市场的力量远胜于政府。
改革的道理可以讲出很多，但要真正迈出关键性步伐，其实都是“逼上梁山”。阜新煤矿三年来致力于在国有框架下依托“政策支持”实行“转型自救”，当地政府、企业管理层及广大职工不可谓不倾心尽力，也已有所成，却终难避免此次空前的流血事故。事实正表明，以老牌国有煤矿企业的体制、实力和现有的监管方式，极难做到煤炭生产与安全的两全，亦证明了政府“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监管”旧有模式的失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应选准自己的角色，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把不该做的事交给市场来完成，这个原则同样适用煤炭行业。
当前中国煤炭业行情较好，正是改革的良机；而国有煤矿企业安全事故接连不断，恰为改革的告急之声。重新调整思路，大力推进煤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现在已经到了“逼上梁山”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