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门事件高潮中接替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出任美国总统的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对美国人民所说的话——漫长噩梦结束了——不会从本次大选的获胜者口中道出，但它将会挂在全世界数以百万计人的嘴边。
对于每个抱有以下信念的人——不管是不是美国人——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任期都造成了创伤：在21世纪，人类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只能通过集体行动、通过所有成员都受相同规则约束的多边机制。这种创伤之巨，使得人们忍不住把一切困难都归咎于布什政府，仿佛一旦布什政府下台，那些困难就会迎刃而解。
在布什任期的前六年，我在纽约联合国秘书处工作，我了解到许多同僚抱着上述观点，尤其是信奉国际主义的美国朋友。两年前我回到欧洲后，也发现这里几乎每个人都抱着同样的立场。
人的记忆是短暂的。在联合国工作时，我惊讶地发现，我不得不经常提醒人们，我们与克林顿政府的关系绝对谈不上融洽。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把他自己在索马里和波黑的失败怪罪到联合国头上，此后他系统化地阻挠联合国开展新的维和行动，直到1999年他突然需要联合国在科索沃和东帝汶出面。在偿付美国对联合国欠款的问题上，他未能与美国国会达成一致。他的官员认为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的顾问们在对待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态度上软弱得危险，而我们则指责美国实行的伊拉克政策是在惩罚伊拉克人民、分裂国际社会，并使联合国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成为“坏蛋”。
事实上，与布什政府的合作往往更为顺畅。正如历史学家斯蒂芬•史勒辛格(Stephen Schlesinger)所写的：“在联合国，布什政府奉行保守但务实的宗旨，它行事隐秘，小心地挑选自己的目标，集中自己的精力，不论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制定行动方针的永久参与者，无数联合国决议、制裁及其它措施的发起者，联合国经费的定期捐助者，还是作为联合国各部门政策及人事任命的监督者。”
这些都不意味着美国更换领导人对于全球多边体系是坏消息。无庸置疑，美国新政府将寻求与其它强国更具建设性地携手解决气候变化和金融机构改革等问题；将设法清理美国在酷刑和人权方面的有问题行为；在处理从伊拉克到巴基斯坦等的危机上，它可能指望盟国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即使原因只是——至少在最初的时候——乱局不是它造成的。
但美国要达到世界其它地区的期望将非常困难。事实是，美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从其直觉的态度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即便这已有所削弱）两方面来说，都是如此。没有一位美国领导人会全盘接受其它强国希望加诸在他身上的约束。同样，世界其它地区不会仅仅因为白宫换了新面孔就支持美国的一切诉求。
引导双方的预期至关重要。这正是我们将在美国大选后第二周在萨尔斯堡与英国《金融时报》共同举办会议的目的。此次会议将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还有《金融时报》部分最优秀的分析师。与会者将聆听华盛顿具有影响力的权威人士阐述我们对于美国新政府可以抱什么期望，反过来帮助他们了解外国政府和公众舆论将凭借哪些主要标准来评判美国新政府。会议主旨在于提炼“来自世界的信息”（我们会在两周后将此带到华盛顿）以及“给世界的信息”（来自美国以外的与会者可将此带给他们的领导人和国内民众）。
美国新领导人将有很大的机会重新接触世界其它地区，但除非他迅速而明智地抓住机会、除非世界做出务实的反应，否则机会之窗将迅速关闭。此次我们务必正确把握。
本文作者是萨尔斯堡研讨会(Salzburg Global Seminar，www.salzburgseminar.org) 高级副总裁；1987至1998年期间任英国《金融时报》外交事务编辑；1998至2006年期间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新闻主任。
译者/岱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