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此文对快速成长的分工网络超边际分析文献提供一个最新的评述并勾勒对该文献的评审过程中对该文献核心命题的主要挑战。除评述基础理论研究外, 此文还对此类文献的应用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进行评述, 并结合中国的情况分析全球化和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文目的有二。第一，对快速成长的分工网络超边际分析文献提供一个最新的评述。第二，勾勒对该领域文献核心命题的主要挑战。这些挑战来自对该文献的评审过程。这些批评，有些已被满意地吸收，有些则有待今后进一步改进。本文第一部分描述此类文献区别于其它研究的特征。第二部分对此类文献的基础理论研究进行评述。第三部分对此类文献的应用理论研究进行评述。第四部分评述此类文献的经验研究，以及经济学界对此类文献的主要评价和批评。 一、快速兴起和发展的文献
以威廉 配第（William Petty，1671, 1683）和亚当 斯密（Adam Smith，1776）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虽然古典主流经济学家并不知道网络效应这个名词，但斯密却非常理解分工与专业化好处的网络效应特性。他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用现代经济学语言，这个定理就意味着，个体选择其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由分工的好处所决定，而后者又依赖于分工网络参与者的数目（市场的大小）。这就正象电话的使用，一部电话机的价值依赖于所有使用电话机的人的数量。Allyn Young (1928)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正是网络效应的一个共同特征，就象一部电话的使用价值依赖于在使用的电话数量，同时电话的使用数量又依赖于每部电话的使用价值一样。这种因果循环就是一般均衡概念和不动点定理的典型特征。在通常的一般均衡模型中，最优需求和供给数量取决于市场价格，而均衡价格又取决于所有个体的数量决策。按照斯密和杨格的观点，每个个体的专业化水平和模式的决策（或其是否参加分工网络的决策），取决于分工网络中参与者的数量；而参与者的数量，又取决于所有个体的专业化水平和模式的决策。因此，斯密－杨格定理揭示了一般均衡概念、不动点定理、网络效应和分工的内在关系。
正如杨小凯（Yang ，2001）所示，个体网络决策的超边际分析对于分工网络效应的古典经济思想是至关重要的。由Buchanan and Stubblebine (1962)提出的超边际分析的概念，就是对每个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再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的收益－成本分析。如果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上限或下限值，则最优决策就是一个角点解。如果最优值取其上限和下限之间的值，则它就是一个内点解。形式上，超边际分析同非线性规划、混合整数规划、动态规划、控制论，以及其它非古典数学规划有关，而边际分析则同局限于内点解的古典数学规划有关。
一个大学新生的第一步决策是选择专业。如果她选择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则她就不会去上化学和物理课，但她会选择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我们称这样一个决策为超边际决策，因为当这个学生在不同的专业之间转换时，决策变量的值就非连续地在零和内点值之间进行跳跃。超边际分析是一种关于“是”或“否”的决策。它也被称作网络决策，因为它决定哪种专业（或职业）和哪一类人（一个特定专业中的专业化的老师和学生）相联通，同哪一类人不相联通。当她对某一专业说“是”而对其它专业说“否”时，她就会将她有限的时间在她说“是”的专业进行分配。这种对一个给定专业（或职业）进行资源分配的决策被称为边际决策，因为标准的边际分析适应于这类决策。边际决策是在一个人已经选择一个“是－否”模式后关于多少的决策。一所大学中所有学生选择专业的总合结果，就产生了学生在不同专业和研究方向上的分工，它同社会中的分工网络模式类似。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关于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被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它可以由一个由顶（或节点、点）和边（或线、曲线）组成的图来代表。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都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是组织的非拓扑性质，且能由代表经济组织的图中的边之粗细来表示。因此，一个由不同粗细的线条表示的代表经济组织的有向图，就可以用来描述一个经济组织的所有拓扑和非拓扑性质。
但是，当Alfred Marshall (1890)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他还不知道超边际分析。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对角点解的超边际分析。在新古典的框架内，每个纯消费者必须从市场上购买所有的产品，而且不能选择其自给水平，也不能选择专业化水平。正如杨小凯（Yang, 2001, introductory chapter)所示，在新古典两分法的假定下，一个经济组织均衡的拓扑性质不可能有严格定义。因此，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就从分工网络效应的超边际分析和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转移到资源分配的边际分析和经济组织的非拓扑性质。用现代经济学语言而言，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价格制度如何传递关于经济组织的拓扑和非拓扑性质信息上的功能。它更加注重价格制度在传递拓扑性质的信息（分工水平和市场的大小）上的功能，而不是在传递非拓扑性质的信息（资源分配）上的功能。但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则完全被后一个功能所占据。 19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因此，直到1970年代，超边际分析对研究分工网络效果对经济发展的含义一直都无用武之地。在分工网络效果分析的新文献中，文定理（Wen theorem，1998）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此时角点解就成为一个通例，而不象在纯消费者与外生给定的厂商截然两分情况下，成为一个例外。因此，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超边际分析则成为必需。
1970年代末，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网络效应的文献开始出现。1990年代，此类文献的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经验研究开始快速发展。杨小凯和黄有光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Yang and Ng (1993)）涵盖了此类文献的很多早期模型。杨小凯和刘淑香（Yang and Ng (1998)）做了一个文献综述。2001年，杨小凯（Yang，2001）又对快速发展的文献做了一个更新的评述。此类文献中的模型有如下三个特征。
第一，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内点解决不可能是最优。如果每个人都事前相同，则分工之于总合生产力的正网络效果，就能作为人们选择不同专业化模式决策的一个结果，以及因个体（局部）专业化递增报酬的存在而内生地出现。如果他们是事前不同的，则分工之于总合生产力的正网络效果，就甚至可能在没有规模经济的情况下出现。
第二，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因此，当一个人出卖其劳动时，就是一个出卖其生产函数的过程。这意味着，一个雇主不能简单地将雇员的劳动汇集到他自己的生产函数里来。只能是，一个企业的生产函数是所有雇员和雇主的生产函数的一个组合。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设定生产函数的方法类似于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但差别是，在贸易理论中，国家之间（或在不同类型的个体之间）的劳动贸易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在内生专业化的文献中，雇佣劳动是允许的，虽然它雇佣的是生产函数。这样设定生产条件的含义是，即使所有人的生产函数是凸的，总合生产集合仍有可能是非凸的。因此，在内生专业化的模型中，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强的总合结果（一个中央计划者将所有企业总利润最大化等同于所有个别企业将其利润最大化的加总结果）和边际成本定价法则就不再成立。在内生专业化的文献中，在个体做出决策之前，没有企业存在。只有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企业制度才会出现。只有当个体选择劳动市场来协调分工时，企业生产函数才能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的组合而事后出现。这类模型就将杨格（Young’s idea (1928, p. 539)）的如下思想形式化了，“仅仅通过观察一个单独企业或一个特别行业的规模变化的效果，是不能发现递增报酬的实现机制的，因为行业累进的分工和专业化才是递增报酬实现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部分。这就要求，将整个行业视作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用现代经济学语言表述，这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就是一个分工网络。因此，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是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相容的。在专业化文献中，有几篇论文证明，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则也不再成立。此类文献的这个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
第三，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单位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会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这就使得批评交易费用是同义反复的观点不再有立足之地。
二、对分工网络进行超边际分析的文献的理论基础
三篇论文（Sun, Yang, and Zhou, 1998, Sun, Yang, and Yao, 1999, and Sun, 1999）建立起了有非人格网络决策和内生分工结构的非常抽象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存在性定理、第一福利定理，以及核和均衡集等价定理。这些论文用加权有向图描述分工网络和资源分配。他们证明，一般递增报酬就是分工网络效果，它在没有企业规模经济的条件下也会存在。网络效应由非人格的网络决策产生，它同竞争性市场是相容的。市场最重要的功能是协调个体的非人格网络决策，并利用分工的网络效果。这几篇论文将Hildenbrand’s (1974)有局部递增报酬的大规模经济的方法用来综合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的资源分配模型以及近期的策略性网络决策文献（Katz and Shapiro, 1986, Jackson and Wolinsky, 1996, and Duttan and Mutuswami, 1997）。前者集中关注商品数量和价格之间的交互作用，后者则集中关注网络决策，不关心数量、价格和网络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
这三篇论文揭示了数量（组织的非拓扑性质）、价格和组织的拓扑性质（诸如联通性、市场一体化，以及核心和外围间的不对称性的程度）这些相互依赖的变量是如何同时决定的一般均衡机制。它们证明，当人们能够进行超边际分析时，市场中的均衡分工模式就是帕累托最优，即使有分工的网络效果、生产中的局部递增报酬，以及交易费用的存在也是如此。这些结果就建立起了这样一个命题，即价格机制不仅能传递所有关于经济组织的非拓扑性质的信息（消费和生产的数量或资源分配），而且能传递所有关于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的信息。这几篇论文令人满意地回答了1990年代早期来自审稿人的批评，即分工的网络效果和递增报酬同竞争性的市场不相容。这种批评是此类文献不能起飞的一个主要障碍。1990年代末，在主要的纯理论研究界就不再有此类批评的声音。但是, 这些定理的证明都用到一个很不现实的假定, 即决策人集合是一个连续统。去掉这个假定, 我们很容易找到均衡不存在的反例。姚顺天正在考虑放松这个假定, 用对策论和议价模型研究这类模型。其中整数问题产生的均衡失业是个极有趣的题目。
孙广振、杨小凯和姚顺天的论文（Sun, Yang, and Yao，1999)是第一篇针对一个非常抽象的、有内生分工结构和事前相同消费者－生产者的一般均衡模型建立起存在性定理和第一福利定理的论文。孙广振、杨小凯和周林的论文（Sun, Yang, and Zhou，1998），则针对一个有事前不同的消费者－生产者的非常抽象的模型，建立了存在性定理和第一、第二福利定理。这篇论文同时允许不变报酬和递增报酬存在，并且运用测度理论，孙广振、杨小凯和姚顺天的存在性定理则不需要测度理论来证明。但是，在这两篇论文的模型中，不存在中间商品。孙广振（Sun，1999)则用一类有事前不同消费者－生产者以及有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一般均衡模型，建立起了第一个这类模型的存在性定理。他正在对允许交易劳动和企业制度的模型建立存在性定理。
杨小凯和姚顺天（Yang and Yao，2001)发展了瓦尔拉斯序贯均衡的概念，将社会的和内生的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企业家发现等基本概念形式化。它预见，通过对有效的和无效的分工网络模式的社会序贯试验，社会能够逐渐地获得对全社会有用的组织信息。这个试验过程是分散的，且基于个体有限理性。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所有参与者都通过价格逐渐地获得抽象的组织信息，但每个人都不知道其他人的情况。这篇论文证明了对一类很一般的严格定义的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的均衡存在性定理，并且避免了在个体有限理性出现时的递归矛盾。这种基础理论研究证明，在一个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中，其信息不对称要远远大于任何有不完全信息的对策论模型。正如（Aumann，1997, p. 8）指出的，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的对策论模型以超级理性为基础，而不是有限理性。杨小凯和姚顺天的论文（Yang and Yao，2001），提供了一个研究个体有限理性有可能产生出社会理性的新方法。
另外一个对于操作此类文献中的应用理论模型至关重要的定理则是文定理（Wen, 1998）。它声称，每个消费者－生产者决不买卖同种商品，决不生产和买同种商品，并且最多只卖一种产品。如果没有这个定理，则可能的角点解组合和市场结构的数目，就会多到无法处理。文定理大大减少了可能成为最优决策的角点解的数目。但是，对于有固定学习成本的线性生产函数，文定理可能不成立。最近，姚顺天将文定理扩展为广义文定理（Yao, forthcoming, see also Yang, 2001, chapter 13）。它声称，虽然卖多于两种商品的情形是可能的，但最优决策能够在最多只卖一种商品时获得。
李楚林和孙广振（Li and Sun，1998)证明了几个测度分工水平和分工经济的定理。他们证明，分工水平可以由社会上所有个人的劳动分配矩阵的谱来定义, 这个谱就是劳动分配矩阵的特征根, 因此分工经济需要用很多变量才能严格定义，分工经济也不能由单个企业的规模经济来定义。
姚顺天正在证明一组有内生分工网络模式的一般动态均衡模型的存在性定理，这些模型由杨小凯和博兰（Yang and Borland，1991）、文玫（Wen，1997）和张俊喜（Zhang，1997）发展。
三、应用理论研究
在上述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网络效果超边际分析的理论基础之上，发展出了很多应用理论文章。它们揭示了这种新框架对于下列领域的意义：贸易理论（Cheng, Sachs, Yang, 2000a, b, Yang, 1994, 1996, G. Li，2001, D. Yang，2001, Cheng, Liu, and Yang, 2000, Ng. S, 1995, Yang, and Zhang, 1999, 2000）、增长理论（Borland and Yang, 1995, Yang and Borland, 1991, Wen, 1997, Zhang, 1997)、发展经济学（Sachs and Yang, 2001, Sachs, Yang, and Zhang, 2002, Yang and Shi, 1992, Shi and Yang, 1995)、内生外部性、公共产品和内生交易费用理论（Chu, 1997, Chu and Wang, 1998, Lio, 1997, 1998, Y-K. Ng and S. Ng 2001a, b, Yang, 2000a, Yang and Yeh, 2002, Fang and Zhu, 1999, Ng and Yang, 2000, Yang and Zhao, 2000, Liu and Yang, 2001）、企业和合约理论（Yang and Ng, 1995, Liu and Yang, 2000, Yang and Yeh, 2002, Yang 2000b, Sun, 2000）、交易费用经济学（Yang, 1991, 1996, Lio, 1996, 1998）、产权经济学（Yang and Wills, 1990, Lio, 1998）、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经济学（Li, 2001）、国家经济学（Li, 2001 and Liu and Yang, 2001)、货币理论（Cheng, 1998, 1999, Yang and Ng, 1993）、资本和投资理论（Yang, 1999, Yang and Borland, 1991, Wen, 1997）、城市化理论（Yang and Rice, 1994, Sun and Yang, 2000）、工业化理论（Shi and Yang, 1995, and Sun and Lio, 1996）、景气循环理论（Yang and Ng, 1993 ch. 18, Du, forthcoming）、保险理论（Lio, 1998）、有限理性理论（Ng and Yang, 1997, Zhao, 1999)和层级理论（Shi and Yang, 1998, Yang, 2001, ch.20）。
这些论文关注的重心在于交易效率产生的效果，以及分工网络的大小与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价格和资源分配之间的交互作用，而交易效率又受企业制度、交易和合约的层级结构、货币、政府制度、机会主义（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欺骗、偷抢和关税等有关）、城市化、保险、产权和所有权结构、捆绑销售的影响。例如，这些模型中一般均衡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显示，随着交易效率和生产条件的参数值在不同参数区间进行转换（这些区间分别对应于不同的分工、交易、产权、合约等结构），一般均衡就会在这些结构之间非连续地跳跃，导致分工水平、货币制度、贸易模式、产权结构、交易、合约和制度等的内生变化。交易费用在收入中的份额，则可能会随着货币的出现、交易效率的改进，以及分工的演进（导致生产力进步）而提高。尽管分工网络的扩张会带来生产力和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但也可能会使分工网络总的可靠程度下降，分工协调失败的总合风险可能会提高。此类文献中的几个动态模型揭示了分工、交易效率、贸易品数目、可用商品数目、人均收入、最优政府税率、政府收入大小和市场一体化是如何同时自发（或曰内生）演进的。
由于此类文献中早期的应用理论研究已在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and Y-K. Ng ，1993）、杨小凯和刘淑香（Yang and S. Ng，1998）以及杨小凯（Yang，2001)中做过评述，我这里只是介绍最新的文献发展。
贸易理论的超边际分析：萨克斯、杨小凯和张定胜最新的论文(Sachs, Yang and Zhang, 2001)将交易效率和生产函数在国家之间的差别引入DS模型，并证明在这种有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中，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两国生产的资本品种类数会越来越多，因此最终消费品的资本密集度会上升。但若一国人口相对另一国较多（劳力较多），则此国有可能也生产很多资本品(资本较多)，而且即使此国劳力与资本比率仍比他国高，此国仍可能进口劳力相对密集的消费品和出口资本密集的消费品。严格而言，资本密集、劳力密集这类概念对有递增报酬和内生资本品种类数的模型变得没什么意义了。因此测度资本密集或劳力密集程度的数据也变成没有什么意义了。正象牛顿力学产生后，过去物理学中的'刚性'，'本质'等概念都被人们所抛弃一样。如果一定要套用传统的概念，上述萨克斯－杨小凯－张定胜模型证明，一国有可能出口有外生技术比较劣势的产品。这是因为这个有递增报酬的模型可以产生所谓内生比较优势。只要这内生比较优势 超过外生比较劣势，一国就有可能出口外生比较劣势的产品。所谓内生比较或绝对优势是指如果每个国家选择专业生产某种产品，它可以内生地创造出原来没有的比较和绝对优势。这种内生比较和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天生生产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之间产生。换言之，内生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外生比较优势不存在时出现。这个模型还引进了交易效率比较优势概念，它由一国各种产品交易效率相对比值与他国同类的相对比值的差别定义。在A国有生产x的外生比较劣势和内生比较劣势时，如果A国有极大的出口x进口其它产品的交易效率优势，则此国还有可能出口在生产中有内生和外生比较劣势的产品。每个国家都会尽量充分利用外生内生的生产和交易效率的综合比较优势，而避免贸易有交易效率比较劣势的产品。当这些比较优势之间有冲突时（例如，一国有出口X的生产中的外生比较劣势，以及内生比较优势或交易效率中的比较优势），此国是进口X还是出口X就由前者是否超过后者而定。
以实际经验而言，中国这类资本相对稀少的国家也出了象'远大'这类私人企业，向世界市场大量出口资本密集的中央空调机。以日本的经验而言，1950 年代日本生产汽车的相对成本无法与美国竞争，日本政府认为日本没有出口汽车的外生比较优势，并制定了限制汽车工业的产业政策。但由于美国军管当局为日本建立了宪政秩序，最后的决定权在私人企业手中，所以市场拒绝了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使日本创造了出口汽车的内生(又曰后天)比较优势，成了出口汽车的大国。这些例子都说明，经济发展的关键应该是让私人企业和市场决定出口什么，进口什么，不能由政府去刻意追求外生或内生比较优势。南韩最近提供了用政府产业政策追求由递增报酬所产生的内生比较优势的失败例子。政府操纵银行系统，鼓励向大公司和内生比较优势明显的产 业投资，结果导致金融危机，至今没完全恢复元气。
中国最近也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强调利用外生比较利益而无视内生比较利益，而且不讲明怎样利用比较优势(是用政府产业政策还是由私人企业和市场自发地利用之);而另一类则强调递增报酬及有关的内生比较优势，并鼓吹政府用产业政策和保护关税来利用内生比较优势。 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可取的。有人指出，美国发展早期就是用保护关税加快国内工业比较优势的积累，但他们却不提香港用自由贸易可以取得更好的发展绩效。世界银行经常用如下言语否定这种论调，'尽管美国早期采取了保护关税，它仍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绩效'。此处'尽管'一词意味着，如果没有保护关税，美国的早期经济发展可能会更好。因此保护关税并不是好绩效的原因。
但是，既然保护关税对经济发展并没有好处，为什么很多国家在发展的早期都采用了这种政策呢？成文利、萨克斯、杨小凯(Cheng, Sachs and Yang, 2000b)最近将超边际分析用到李嘉图模型，提供了对这种现象的一种政治经济学解释。他们的模型证明，当交易效率从低向高变化时，一般均衡会从完全自给自足非连续地跳到不完全分工。不完全分工意味着交易效率较低的国家分工水平比交易效率高的国家要低。此落后国的国内相对价格就是国际市场相对价格。因此落后国的人均收入与自给自足时相同，即贸易和分工的好处完全被发达国独占，而落后国得不到多少好处。这时落后国就有意愿通过关税来改变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因此而得到较多贸易好处。而发达国却倾向于单方面的自由贸易政策，因为关税只会使进口品更贵而减少本国福利。但是，如果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则一般均衡会非连续地跳到两国分工水平都很高的状态。这时贸易品相对价格都不由任一国国内生产条件决定，而由两国的生产条件和消费偏好共同决定。这时每国都可以用增加关税来从对方争得更多的分工好处，因此关税战有可能使贸易的好处完全消耗。这时，两国都有意愿参加纳什关税谈判，而纳什关税谈判的结果是双边自由贸易。 因此，这个模型既解释了经济发展的过渡期时的二元结构：发达国追求单方面的自由贸易、落后国追求单方面的保护关税、纳什关税谈判不可能实现，也解释了经济发展的成熟期通过多边关税谈判取得多边自由贸易的局面。它也解释了英国十七世纪从推行保护关税的重商主义向单方面自由贸易政策的转变，这种转变与当代发展中国家从单方面保护关税转向多边关税谈判，并导致多边自由贸易的局面有异曲同工之效。有意思的是，自由贸易并不能由看不见的手达 致，而要通过政府之间的多边关税谈判达到。而在过渡期，落后国有两种方法改进其地位。一种是搞保护关税，在整个饼变小的情况下减少发达国从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因而增加本国得到的好处。一种是提高交易效率，使分工水平提高，然后通过关税谈判达至多边自由贸易，把饼做大，自己也得到更多好处。
有趣的是，如果用超边际分析将李嘉图模型由两个国家、两种商品扩展到三个国家、两种商品的情形，则我们会看到，其中一个国家同其他国家相比也存在着比较优势，但也可能被排除在国际贸易之外（Cheng, Sachs and Yang, 2000b）。假定这三个国家的交易效率各不相同，A国和C国的交易效率高于B国。这样，一个国家如果同其他两个国家相比，在任何单个商品上都没有同时对另两个国家的技术比较优势，或者交易效率很低，则这个国家可能会被排除在国际贸易之外。具体而言，假定A国在生产粮食上比B国和C国都有比较优势，C国在生产衣物上比A国和B国都有比较优势，B国在任何商品的生产上都只较其中一国有比较优势，比如，它在生产粮食上比C国有比较优势，但是它却比A国有比较劣势；在生产衣物上比A国有比较优势，但却比C国有比较劣势。结果是，B国可能被排除在国际贸易之外。
这个模型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它能调和近来关于一个国家究竟是实行自由贸易还是提高国际竞争力更为重要的争论。克鲁格曼（Krugman, 1994）认为，一个国家应该致力于促进自由贸易，而强调国际竞争力的做法将是一个“危险的迷途”。萨克斯等人（Sachs, 1996a,b）则相反，他们强调，国际竞争力对改善一个国家的福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以一个国家的交易效率来衡量国际竞争力的话，那么上述模型就证实了竞争力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仅仅具有比较优势并不是得到贸易好处的充分条件。一个国家即使对另一个国家有比较优势，但是如果其交易效率很低，或对其它潜在的贸易伙伴并不都具有比较优势的话，它将被排除在贸易之外。比如，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就正遇到来自其它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强的竞争。同时，该模型也支持克鲁格曼的观点，一个国家应致力于促进自由贸易并提高交易效率。在该模型中，促进自由贸易可以通过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提高交易效率来实现。如果交易效率特别低，则不会有贸易发生，此时无论是绝对优势还是比较优势都无用武之地。通过贸易自由化政策可以提高交易效率，能够使一般均衡从低分工水平非连续地跳到高分工水平。所以，新兴古典超边际分析甚至比边际分析更支持自由贸易政策。国际竞争力和自由贸易都是提高一个国家福利的重要因素。克鲁格曼之所以强调贸易自由化而不强调提高国际竞争力，一个重要原因是，后者常被用来作为妨碍自由贸易的借口。
张定胜（2000）将内生比较利益引进这类李嘉图模型，将刘易斯早期的二元经济思想大大发扬了。刘易斯1950年代提出二元经济现象是从完全自给自足的社会发展到完全商业化社会的过渡期中，一个社会中部分人卷入商业化和分工，而另一部分人却仍在自给自足状况。因此，二元经济不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二元，而是商业化部门和非商业化部门的二元。但刘易斯不知道超边际分析，而超边际分析是将其原创性思想数学化的关键。所以刘易斯只好退而求其次，用边际分析研究工业-农业二元结构。张定胜用超边际分析证明，当交易效率极低时，所有国家都在非商业化的自给自足状态。 如果A国交易效率改进，B国交易效率仍低，则A国出现国内分工和贸易，而B国仍处于自给自足状况。当B国交易效率稍微改进，使得部分居民可以卷入国际贸易，但这微小改进不足以将所有居民卷入国际分工，所以部分居民仍在自给自足状态。这就形成了一国内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比如沿海大城市的居民）与外国贸易，生产力较高，大部分收入来自市场，而另一部分人自给自足，没有来自市场的收入，生产力低，看起来象潜在失业或不充分就业(Underemployment)。由于这种二元经济的存在，贸易条件对 B 国不利，大部分国际贸易的好处被A国获取。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度在这两类二元经济中相对于自给自足上升。随着两国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改进，A，B 二国都完全卷入国际和国内分工，所有人的生产活动完全商业化，二元经济消失，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度下降。张定胜还证明，二元经济消失时，欠发达国家变成发达国，这时欠发达国的国际贸易条件有可能恶化，但其从分工得到的好处及人均真实收入却会上升。最近的经验证据(Sen,1998)说明，新加坡和泰国的国际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出口品相对进口品越来越便宜)，但二国的人均真实收入却不断上 升。张定胜 用超边际分 析论证道，以前说贸易条件恶化会使人均收入下降是因为只用了边际 分析。如果用超边际分析，当分工网络扩大时，全社会总生产力增加，只要这种正面的网络效果超过贸易条件恶化的负 面效果则贸易条件恶化和从分工和贸易得到的好处增加可以同时发生。正象电脑行业由于分工加深，生产力上升，尽管电脑相对于其它商品价格不断下降(贸易条件恶化)，但电脑行业不断扩张，收益不断增加。
张定胜还证明，在一个既有外生又有内生比较利益的模型中，当先天条件不同的人先后在不同时间卷入越来越高的分工水平时，收入分配不平等度会发生非单调的波动。当一部分人的专业化水平上升，而另一部分人还在自给自足状态时，不平等度上升，但落后的人们随交易效率改进也卷入分工时，不平等度下降。而当交易条件较好的人们在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时选择更高的分工水平时，他们与落后的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又会扩大，而当落后的人们又赶上来时，收入差距又会缩小。这种收入分配不平等度不断波动的理论与以前两种相关理论不同。这两种理论中一种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发展有正面影响，而另一种认为有负面影响。 而张定胜的波动 理论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度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有时为正，有时为负。最近的经验数据(Deininger and Squire,1996) 证明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收入分配不平等度是不断波动的。刘孟俊（Liu, 2001，又见Cheng, Liu and Yang, 2000）将这种模型发展到有中间产品的情形，可以用来解释国际贸易、经济发展、落后国的产业升级等现象。他与张定胜分别独立地用超边际分析证明，成文利，萨克斯，和杨小凯关于关税政策与分工水平的理论，在既有内生又有外生比较利益的模型中同样成立。
杨德兴（Yang，2001)）和李国强（Li，2001)则运用超边际分析来揭示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分工网络大小之间的关系。他们证明, 外国直接投资是一种用企业制度对管理知识和企业家思想间接定价, 以保护这些知识财产不受侵犯的办法. 它可用来促进生产企业家思想和有型产品之间的分工.
这些研究证明与传统四大贸易命题(赫克歇尔－俄林, Hecksche-Ohlin, 定理， 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斯托普尔和萨缪尔森Stolper and Samuelson定理,和鲁宾辛斯基, Rybczynski, 定理）有关的贸易量、价格及资源禀赋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有什么一般规律，一些特定规律只在特定模型的特定参数范围内成立。另一方面，虽然不可能有一般规律，但是最有普适性的一般均衡比较静态规律是交易效率改进对一般均衡分工网络规模的正面影响。这一规律虽然也可以找到反例，但却是最不易找到反例的。由于分工网络模式与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有关，而产品数量、资源存量及贸易流量是经济组织的非拓扑性质，所以适用性最广的规律应是与经济组织拓扑性质有关的规律，正如分子生物学中基因结构的拓扑性质是比分子中原子排列的几何特性（非拓扑性质）更根本的决定物种变化规律的因素一样。 在杨小凯（Yang, 1991, 1996）的内生贸易模型中，每个人的天生条件可能相同，人们之间不一定有与生俱来的差别，即可能不存在外生比较优势。人们喜好多样化消费，专业化生产能带来高效率，但却会增加交易次数。这就产生了一对两难冲突：如果利用专业化经济，生产效率肯定会提高，但是它却带来了交易费用的增加。这种两难冲突的结果，会产生最优分工水平。这种分工经济当然是以内生比较利益为基础的。当人们专于不同行业时，他们就会通过专业化而内生地（或后天地）获得比外行高的生产率。内生分工与专业化的贸易模型产生了如下命题：随着交易效率不断改进，劳动分工演进会发生，而经济发展、贸易和市场结构变化现象都是这个演进过程的不同侧面。伴随着分工的演进，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生产率、贸易依存度、商业化程度、内生比较利益、生产集中度、市场一体化程度、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贸易品种类及相关市场个数都会增加，而同时自给自足率下降。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发展，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内核。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起因于国与国之间的外生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差别等原因。按照这种理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各自不同的生产和禀赋条件，它们之间应该比具有相同生产条件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更大。但是，实际上，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要远远小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这就是有名的林达贸易模式（Linder pattern of trade）。这种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交易效率要比发达国家低。根据内生分工与专业化的贸易理论，交易效率的提高会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市场一体化，相互分割的局部市场将逐渐发展成一体化的市场。这时候，一个大的市场就为折衷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提供了更大余地。所以，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发展的结果，其市场容量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国际贸易之所以一般在国内贸易之后发展起来，是因为同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往往有一些额外的费用。比如，国与国之间的关税、运输距离、通关检查、签证及其它手续费。这些使得国际贸易比国内贸易平均而言交易费用更高。
廖伯伟和杨小凯（Liu and Yang，2000)、孙广振（Sun，2000)和张永生（Zhang，2000, 2001)则发展了厂商规模无关论的理论模型，并发现了支持该理论的经验证据(详见节四)。
对外部性、公共品和内生交易费用的超边际分析：Chu and Wang (1998), Y-K. Ng and S. Ng 2001a, b, and Ng and Yang (2000) 将外部性引入到了内生专业化的模型中，以揭示外部性对市场范围和分工网络大小的影响。杨小凯（Yang，2000), 杨小凯和叶永南 (Yang and Yeh, 2002) 则将道德风险引入内生专业化的模型中，以研究道德风险导致的内生交易费用对市场范围和分工网络大小的影响。他们证明, 当外生单位交易费用下降时, 内生交易费用、总合生产力，每人工作努力程度, 以及一国之财富，会随着分工演进而同时提高。杨小凯和赵益民（Yang and Zhao，2000)用几个对策论模型，研究由讨价还价和分工网络规模引起的内生和外生交易费用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分工网络规模的影响。所有这些模型都预见，内生交易费用、总合生产力，以及一国之财富，会随着分工演进而同时提高。 杨小凯（Yang，2000)吸收了马斯金（Maskin）、米尔格龙（Milgrom）和霍姆斯特朗（Homstrom）近期对哈特（Hart）不完全合约理论的批评。他将双边道德风险引入到了内生专业化和企业制度的杨－黄模型中。这个模型通过吸收马斯金批评中的技术实质，避免了格罗斯曼－哈特－摩尔（Grossman-Hart-Moore）模型中逻辑上的矛盾。这个矛盾是: 模型假定, 个人用动态规划最大化预期效用时, 知道所有随机状态, 但模型却又假定决策者因交易费用太高而不知道所有随机状态, 因此不可能写下相机和约, 而需要不完全和约.本文中的模型通过吸纳Maskin，Tirole，Holmstrom和Milgrom对不完全合约的批评来支持GHM模型的精神。它证明，在不存在无限相机状态不可描述性和再谈判的情况下，如果将道德风险与产品和劳动力的监控或测度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引入GHM模型的一般均衡形式，GHM模型的精神依然保存。在GHM扩展模型中，是不同产品和要素的相对测度成本在起作用，而不是书写合约时可能发生的昂贵绝对成本在起作用。它显示，当一种活动可能涉及极高测度成本和相连道德风险时，相机不完全劳动合约能用于避免对这种活动的投入与产出进行直接定价和营销，同时通过劳动分工展开这种活动。劳动合约可能没明确规定雇员应该做什么，它要求要雇员做什么雇员就得做什么，因而它是不完全合约。对雇员生产的任何东西的事前特别规定的所有权和对剩余收入的索取与决策权的不对称，加上对公司名称(企业特定资产)的排他权，是对那些知识资产间接定价的十分精到的方法。那些知识资产，如管理秘诀，过于无形，即便通过专利法，也不好直接定价。这样，相机不完全劳动合约能促进无形知识财产生产和有形产品生产之间的劳动分工，进而提高总合生产力。
方星海和朱天（Fang and Zhu，1999), 姚顺天（Yao，forthcoming)，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 Sachs, Woo, and Yang，2001)的论文，报告了对转轨经济学进行超边际分析的近期研究。他们用内生专业化的模型分析政治经济学、隐性及显性的腐败，以及其它一些经济转轨中的问题。
杨小凯的论文（Yang，1999)则是对资本和投资理论超边际分析的最新研究。此文批评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投资和储蓄决定论(投资率或储蓄率与增长率之间的正关系) ，‘如果投资不是用来发展适当的分工水平和模式的话’，在物质和人力资本或在新产品创新上的投资，并不能自动地提高未来生产力。此文用一个有角点解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将斯密（Smith，1776)）和杨格（Young，1928）强调的资本理论数学化。它证明投资是用来加深迂回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分工的工具。由于交易费用、专业化加速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以及固定学习费用之间复杂的两难冲突, 当交易效率很低时, 投资率或储蓄率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就可能不是正的, 资本与劳动相对量与资本回报率的关系也可能不是正的。这为C. Jones (1995) 的否定这些正关系的经验证据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
孙广振和杨小凯的论文（Sun and Yang，2000)是对城市化理论超边际分析的最新研究，他们的模型产生了同Fujita-Krugman类型的城市化模型不同的预见。孙－杨模型预见，无论城市化、工业化程度、平均企业规模和总合生产力（或人均真实收入）之间出现正或负的关系都是可能的，而Fujita-Krugman模型则预见这些变量之间只会有单调的正关系。他们的模型也内生了城乡土地价格差别. 此差别可因分工网络扩张而变得大到边际分析不可预见的程度.
Du (forthcoming)报告了对景气循环超边际分析的最新研究。他吸收了布兰查德（Blanchard）对一个内生景气循环、内生增长和内生分工演进的早期模型的批评。布兰查德批评说，在一个内生专业化和内生景气循环的模型中，景气循环可能会被世代交迭平滑掉。
我相信，上面对超边际分析最新研究的评述，一定漏掉了不少正在进行之中的研究。我还需要读几篇刚出来的论文，并对此类文献中正在进行的博士和硕士论文进行全面了解。从我收到的电子邮件中，我知道这一领域目前还有很多研究正在进行。 四、评论、挑战和批评
在这一节中，我首先勾勒对分工网络超边际分析文献主要的肯定性评论，然后勾勒对这一文献的主要挑战和批评。
詹姆斯 布坎兰（见James Buchanan, in Ken Arrow, et al, 1998）对杨小凯和刘淑香（Yang and S. Ng，1998)的综述文章作了如下评价。“这篇文章非常重要。此文将对经济学家提供非常有用的信息，不论他们具体的兴趣何在……对规模经济和劳动专业化之间区别的分析，将使很多经济学文献的重心发生新的倾斜，特别是作者将此同马歇尔造成的影响联系在一起，后者使得经济学家偏离了斯密的轨道。”。此篇文章的另外一位评审人（见杰弗 博兰，Jeff Borland in K. Arrow, et al, 1998）指出，“此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斯密以来到萨缪尔森（Samuelson，1948）经济学教科书出版这一期间对专业化问题研究的评论。第二部分对源自新古典贸易理论，或被视作‘新’贸易或增长理论的专业化模型进行扼要概述。这些模型的主要特征，是用商品种类数的变化来代表分工的变化。第三部分则全面介绍了新兴古典的专业化模型，杨小凯是其中的先驱人物。这类模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分工的变化同时由商品的种类数和生产活动的专业化水平来表示。在读完一个文献综述后，对其最好的检验办法可能就是进行设问，在所综述的领域中，是不是有足够的实质性文献来支撑这样一个综述？在读过杨和刘的论文之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十分肯定的。看起来同专业化有关系的问题之多，使得我们不难接受霍撒克（Houthakker's (1956, p. 182)）曾经说过的话，‘经济学中几乎没有哪一领域不会因为对专业化问题的进一步分析而得到提高’”。
对这一文献有代表性的评论，来自Sherwin Rosen, Donald Smythe and Avner Ben-Net’s 对杨小凯和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 (Yang and Ng1993)一书所做的评论。罗森将此书视作“一流”（见Professor A. Sinclair的报告）。诺贝尔奖提名者Fischer Black评价此书为“才气横溢的著作”（Black's letter to Ng and Yang）。他指出（(pp. 255-56, Exploring General Equilibrium, 1995):），“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模型将增长视作一个提高专业化的过程，这种提高又是通过学习如何有效地组织生产，以及具体生产过程来获得的。运输和交易效率的提高可以提高专业化和迂回生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比较优势是后天获得的，它在国家之间和一国之内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在起作用。企业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而提高效率。合约成本意味着一个产权中的最优模糊度；甚至很多‘外部性’都是内生和最优的。当专业化达到某一程度后，货币和信用就成为关键，但它们并不影响实体经济的演进；甚至景气循环和失业都是内生和最优的。所有这些，都同增长和景气循环的一般均衡方法相一致。” Donald Smythe教授在他对此书的书评（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4, Vol. 32, pp. 691-92）中说，“这是一本雄心勃勃的著作。虽然作者声称他们的目标仅仅是增加微观经济分析框架的多样性，但它的范围却横跨贸易和增长、城市经济学、比较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甚至宏观经济学等众多主题。它主张微观经济学从资源分配问题完全回到经济组织问题……这是一本非常有趣且具原创性的书。它的动机是良好的，其基本的见解也引人注目。杨小凯教授和黄有光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微观经济学方法，它使很多长期以来难以进行形式化处理的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 Avner Ben-Ner教授在他对此书的书评（见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995, Vol. 151, pp. 571-72）中说，“此书确实是技巧与才智的杰作。作者从有限的几个假定出发，试图对许多经济现象，从企业的内生到城市化、国际贸易模式、货币的产生、产权的演进以及前共产党国家的转型，等等，提供理论解释。此外，作者还力图实证地检验其理论的某些方面。此书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们的宏大目标。……读者将因阅读此书而受益，因为它论述完整，而且用新颖的方法处理了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作者巧妙地对其他经济学家认为无法处理的问题建立了模型，从而展示了经济理论的若干最佳应用。”
他指出，“此书中发展的模型集中在专业化、交易费用，以及相关的生产什么与购买什么的个体决策等之间的关系上。这样，杨小凯和黄有光的这本书应归于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归于那类集中于交易费用与企业及市场间边界的文献。作者对专业化的强调，使他们的框架有着区别于科斯、威姆姆森和其他人的独一无二的特征。由于在专业化的选择，以及生产什么和购买什么上的内生化，使得杨小凯和黄有光的著作有别于很多产业组织和组织经济学文献。当然，他们从后者中吸收了很多做模型的技巧。”
这些研究的评审人早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看出，这类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 它将经济学研究从资源分配导向引至组织导向。同一些审稿人认为交易效率对分工的影响是一种同义反复的观点相反，一位审稿人指出，“作者观察到，交易效率的提高（每单位贸易品更低的费用）可能实际上会导致一个更高的总合交易费用，因为生产变得更加专业化。当然，生产效率的提高要超过这些提高的费用。这一点特别值得强调，因为它同那些强调货币的使用减少了用于交易上的资源的观点是相反的。事实上，货币化的主要好处，不是来自于花在交易上的资源的减少，而是来自于其带来的更有效率的生产结构。”
这些研究的评审人在90年代初指出对企业理论超边际分析用一个内洽的模型将关于企业存在的很多观点形式化：（i）降低交易费用(高斯)；（ii）促进分工（专业化递增报酬）；（iii）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张五常)；（iv）用有形商品市场替代知识和管理等无形产品市场。
对城市经济学超边际分析论文的评审人在90年代初对杨小凯和赖斯的模型（Yang and Rice，1994）有非常高的评价。他们不但称此论文“会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中的一个标准参考文献”。他们也指出这类模型与当时开始的克鲁格曼关于城市如何形成的论文之间的差别:“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将城市出现解释成贸易中交易费用下降的结果。驱动力是同分工相联系的规模经济。……在某些方面，这篇论文同克鲁格曼近期关于城市如何形成的论文相似，但却有别于后者。他们都关心如何解释城市的出现；而且，规模经济、交通成本和外生不可改变的农村部门在其中都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但是，这两种方法在规模经济的设定上却各不相同。在克鲁格曼的论文中，规模经济是在企业内部实现的，而在杨和赖斯的论文中，规模经济却来自分工。”但是90年代末的对城市经济学超边际分析论文却没有这么走运. 孙广振和杨小凯的论文（Sun and Yang，2000)虽能预见很多Fujita-Krugman类型的城市化模型不能预见的现象, 例如, 城市化, 工业化和分工同时演进时, 城乡土地价格差别会而变得大到边际分析不可预见的程度, 而平均企业规模可能缩小. 但对城市经济学超边际分析的影响根本无法与Fujita-Krugman对城市经济学的边际分析相比.
对于发展经济学和内生增长超边际分析的论文是这一文献中最走运的。不但审稿人给予很高评价，使之得以在好杂志上发表, 也是此文献中引用率最高的。杨小凯和博兰（Yang and Borland，1991）的论文被视为劳动分工自发演进的经典模型。审稿人也注意到这类模型与有规模经济的模型的有趣的差别，即”人口在模型中保持不变。分工是由人口以外的力量驱动的。”而在有规模经济的模型中，人口是一个关键的变量。但90年代初一些独立的发展这一模型的努力不是很成功。原因可能是有角点解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太难操作。90年代中这方面的独立研究有一些成果(Zhang, 1997, 1998, Wen, 1997)。但却没引起广泛注意. 史鹤凌和杨小凯（Shi and Yang，1995）同时内生生产力的提高、贸易的增加、生产迂回度的增加，以及分工的提高的一般均衡模型也没引起很多注意, 尽管几位最好杂志的审稿人很喜欢它。
在90年代初对贸易理论超边际分析的文章都被看成发展经济学的文章。斯迈思（Smythe, 1994）是第一个指出对贸易理论超边际分析发展出一个 “内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种科斯企业理论的数学模型，以及基于分工演进的技术变化的理论。” 90年代中, 这类模型的发展遇到一些阻力. 主要是因为不熟悉超边际分析和边际分析差别及规模经济和分工网络效果之间差别的审稿人不相信超边际分析可以应用到这么多不同的领域. 对贸易理论超边际分析的研究在90年代末有过引人注意的发展。而主要的批评是认为规模经济的模型可以代替这类模型。
杨小凯和威尔士对产权和交易费用经济学超边际分析的论文（Yang and Wills，1990)）在得到审稿人强有力支持和在引用率方面仅次于内生分工演进模型的成功。但这方面研究的后续文章却没有这么幸运。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and Ng (1993)《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第11章曾被审稿人强有力支持，但编辑却不以为然。而刘孟奇第一个引入保险以对付交易中的风险的模型却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这个模型证明, 当每个交易的风险因保险而减少时, 整个分工网络的协调失灵的风险反而会因分工网络的扩大和生产力增加而上升。
对货币理论进行超边际分析的研究（Yang and Ng，1993, ch. 17和程文利, Cheng，1999）是曾被审稿人强有力支持，但编辑却持反对态度的另一例子。审稿人对一般均衡模型可用来同时内生分工水平和货币出现大加赞赏，且对模型预见分工水平上升, 生产力增加和货币出现时, 总交易费用不减反增的现象印象深刻。
对景气循环和失业理论超边际分析的研究没有多少正面的评论, 尽管审稿人肯定了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和超边际分析解释景气循环与局部均衡和边际分析方法相比的优势。
对于分工超边际分析的基础理论（Sun, Yang, and Yao，1999, Sun, Yang, and Zhou, 1998）的评价相当正面, 特别对数学证明的正确无人置疑。
分工网络超边际分析文献近期的快速发展，令人满意地吸收了斯蒂格勒对主流经济学的如下批评（Stigler，1976），“斯密最后一个令人可叹的失败在他著名的分工问题上。作为他那宏篇巨制开章的分工问题，以及书中不朽的制针工厂的例子，何以竟被视为一种失败？它们不是经常被所有的经济学文献加以引用吗？的确，多少年代以来情况都是如此。所谓失败是不相同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几乎没有人运用分工理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少这样一种理论；……没有一个标准的、可操作的理论来解释斯密描述的所谓经济进步之源泉。斯密不惜重墨地对分工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描述。……在我看来，斯密的例子同今天我们看到的关于专业化作用的例子，具有同样强的说服力。但是，据我所知，迄今还没有证据表明在他之后分工理论取得过显著的进步，从而专业化也就没有成为现代生产理论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1990年代早期，对这类文献中的模型主要有如下批评。
（1）这些模型太特殊，而且太偏离主流，因此审稿人不知道究竟应将论文归于哪一类文献。这是审稿人拒绝他们不熟悉或不喜欢的新思想的一种非常策略的办法。但是，这也间接地反映出这项工作的原创性。自从1990年代中期几位审稿人将之视为一种“新兴文献”和“快速增长的文献”之后，这类抱怨就销声匿迹了。
（2）一些评论者在评论没有企业的模型时抱怨，这类模型只同前工业化经济有关。但是，自从此类文献中几篇关于企业制度和内生迂回生产链条中链接数及中间产品数目的论文发表以来，这类抱怨也不见了踪影。这类模型的优势是，它能将企业制度的出现和演进，以及新产品的出现解释成事后生产函数（事后意味着它们只能在人们做出决策之后才能被看到）随着参数值在不同临界值区间的变化而在不同分工结构之间非连续跳跃。对一个新类型的企业或一个新类型的商品，新的事后生产函数就可能从这种超边际跳跃中出现。
（3）一些审稿人抱怨，在这类模型中，交易费用是外生的。目前，已有十余篇论文对这种正当的抱怨进行了回应。它们将内生交易费用（议价权力引起的扭曲、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外部性和其它一些机会主义）引入到模型之中（Chu, 1997, Chu and Wang, 1998, Lio, 1997, 1998, Yang, 2000, Yang and Yeh, 2002, Fang and Zhu, 1999, Ng and Yang, 2000, Yang and Zhao, 2000, Liu and Yang, 2001）。这些模型显示，内生交易费用、外生交易费用和分工对总合生产力的正网络效果之间有趣的两难冲突，可以用来解释很多真实的商业故事，而这些故事用标准的新古典模型则无从解释。例如，有几个模型预见，随着保险的出现或运输效率的提高，生产力、分工水平和内生交易费用也会同时提高。
（4）有几位审稿人声称，这类文献中所有的故事都可以用有无止境规模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即Dixit and Ethier类型的垄断竞争模型）来讲述。这类抱怨对这个新文献构不成合法的挑战。如果尊重审稿人的良好意愿，则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了解分工网络效应与企业规模经济概念之间的区别。由于超边际分析的数学太冗长和麻烦（必须考虑很多角点解甚至更多的角点解组合，它们组成可能的市场结构），很多经济学家不愿意去进行这样一个充满风险且又有着高投资成本的事情。大多数的审稿人和编辑都不熟悉这类新文献。大多数一流杂志的编辑都将此类论文送交给该文献的竞争对手进行评审。只有少数编辑将此类论文送到对这类文献做出了主要贡献的人手中进行评审。因此，这类论文在一流杂志上发表的机会就较小，以至在短期内会影响到作者获得终身职位、晋升乃至事业前景。
（5）一些审稿人不能接受这样的假定，即一个人的劳动不允许投入到另外一个人的生产函数中，或很多工人的劳动不能加总成为企业的生产函数。在这类文献中，当一个人创立一家企业时，她会雇佣一个雇员的生产函数，而不是雇佣他的劳动。对于这一假定，我们需要进行更清楚的辩护。由于这个特性，即使个体的生产集合是凸的，总生产集合也可能不是凸的。在此类新文献中，不仅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中成立的生产决策的强总合结果不成立，边际成本定价原则也不再成立。 最近，此类文献中的经验研究可以回答上面的第四点怀疑。迪克特有无止境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类型的模型预见如下几类规模效应：（a）人口规模、生产力和平均企业规模之间的正关系。（b）全要素生产率或人均真实收入和平均企业规模之间的正相关。（c）城市化水平和平均企业规模之间的正关系。（d）工业化水平和平均企业规模之间的正关系。所有这些正关系，都被经验研究否定（Liu and Yang, 2000, Murakami, Liu, Otsuka, 1996, and Zhang, 2000, 2001,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86, Dasgupta, 1995）。近来一些流行的商业实践，诸如缩小企业规模、外包、分化、合约出让和特许经营（Hart, 1995, Liu and Yang, 2000）等，也否定了这些规模效果。这些证据同内生专业化文献中的厂商规模无关论的正式模型是一致的（Liu and Yang, 2000 and Sun, 2000）。这个理论指出，如果分工在企业内部发展，则平均企业规模、生产力或人均真实收入会同时提高；如果分工在企业间发生，则平均企业规模会下降，而此时生产力则上升。
同样，新古典储蓄决定论（投资或储蓄率与增长率之间的正相关）也被琼斯（Jones，1995a, b）的经验证据所否定。琼斯的经验证据同内生专业化文献中投资模型的结果是一致的（Yang, 1999, Borland and Yang, 1991）。此外，内生专业化文献中预见的交易费用占收入的份额、人均真实收入和分工水平等之间的正关系，则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North, 1985）。内生专业化文献模型中预见的商业化程度、人均真实收入，以及明晰和执行产权的交易效率等之间的正关系（Yang, Wang, and Wills, 1992），已经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很多经验证据还支持此类文献中关于发展绩效和影响交易效率的制度质量指数之间的正关系的预见（Barro, 1997, North, 1958, North and Weingast, 1989, Gallup and Sachs, 1998, Sachs and Warner, 1995, Easton and Walker, 1997, Gwartney, Lawson, and Block, 1996, Frye and Shleifer, 1997, and Yang , Wang , and Wills, 1992）。
两本讲授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网络效果超边际分析的教材（Yang, 2001 and Sachs and Yang, 2001）已经出版。它们将提供系统的教学工具。这两本书不仅仅对这类新文献提供了一个综合的评述，将它同主流经济学相关分支进行了比较，而且一步一步地讲授超边际分析。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 布坎兰正在组织分工网络超边际分析的讲座系列。他给一流的经济学家和美国一流经济系的系主任发信，邀请他们推荐高质量的博士研究生。被批准的学生将得到旅行和住宿赞助，以参加为期五天的密集讲座。这个讲座系列将邀请一流的主流经济学家对主发言者的内容进行讨论，这些主发言者都是对分工网络超边际分析做出了贡献的人。他们对讲座的批评性讨论，将使学生们亲身体会对新思想的挑战性争论、批评和辩护。它可能会在一个新的主流经济学躯体中重新复活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灵魂。 应该撰写更多没有太多数学的本科生教材。用图示的方法表示分工网络的超边际分析，比边际分析的供求曲线要直观得多，而且它比资源分配边际分析中的供求曲线更容易讲授，因为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同经济组织图的性质密切相关，它比经济组织的非拓扑性质（比如商品的数量）更容易用图形来表示。 在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一些大学中，还有很多分工网络超边际分析的博士和硕士论文正在进行之中。这就亟需更好和更有效的国际教学网络和组织来协调这一领域的教学和研究生研究项目。很多学生由于得不到及时和合格的指导，一些学位论文的研究质量不是很令人满意。布坎南组织的培训班在这方面也会作出重大贡献。复旦大学正在筹备举办系列研讨班，训练对这一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有兴趣的大学教师和研究生(组织者陈志龙, zhlchen@163.com, 孙广振, guangzhen_sun@hotmail.com)。台湾的中央研究院也正在筹办超边际经济学培训班。1994年和2001年在澳洲莫纳什大学召开了两次与超边际经济学有关的国际会议，这个领域的很多博士论文和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经验研究在这些会议上得到交流，并结集成书出版。复旦大学正在筹办2002年超边际经济学国际会议。此外，该学派的发展还亟需更多定期的国际研讨班和会议、永久性的研究中心、定期的互联网教学项目的支持。一份国际匿名审稿杂志Journal of Increasing Returns and Inframarginal Economics正在筹办，国际性的“超边际经济学会”（Society of Inframarginal Economics）也在筹备之中。1999年建立的超边际经济学网站www.inframarginal.com已于2001年全面...唷⒃又镜壤改俊?/a>
五、结语
超边际经济学虽然得到很多行内人的高度推崇，但其在主流经济学一流杂志的发表记录与这些推崇相比却不太相称。这也许是因为分析框架变换的成本太高，很多功成名就的经济学家及他们的学生不愿意放弃他们在边际分析中的大量人力资本。正象在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英美制度是在欧洲的边缘发展起来的一样，新分析框架也许更有可能在主流经济学的边缘发展起来。因此，虽然人们感觉超边际经济学离起飞点越来越近，但却很难预料它哪一天会真正起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