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表明不会特别为了帮助别国抵御金融风暴而制订自己的刺激政策，强调中国对世界的最有效支持在于保证自己的较高增长率。那么，如果四万亿元刺激金额分两年每年二万亿注入经济，假定短期ＧＤＰ乘数效应是一（此为收支平衡预算之下的乘数效应，即政府多花一元，ＧＤＰ仅增加一元），则二万亿可把增长率提高八个百分点；表面上看，北京的经济决策者估算明年经济自然增长率是零！这是非常保守的估计，除非四万亿之数已经把一部分已在本来计划中的政府支出包括在内。但就算假定新钱只是每年一万亿元，能够「保八」的话，则自然增长估算也应在百分之四左右。按中国人口去年增长率为百分之零点六三推算，劳动人口增长大概亦是这个数量级之内，其实都相当低，但为什么有百分之四的经济自然增长率依然不足，还要辅以政府政策把增长率提升至百分之八以上呢？一般发达国，经济能有百分之四的年增幅，已经能够政通人和，局面非常好；中国要经常强调「保八」，是不正常的现象。
北京官方说法有一点讲得很清楚：「三保」还不够，要有第四个保；所谓「三保」，就是保经济稳定、保金融稳定、保资本市场稳定，而第四个保，就是保社会稳定（见十月二十二曰《南方都市报》透露三中全会精神）。笔者认为，中国必须「保八」，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矛盾十分严重，收入分布十分悬殊不特已，社会资源（包括医疗、教育、就业机会等）的分配也极不平均，只有百分之四的总体经济增幅的话，不少人根本享受不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必须有百分之八以上的增幅，增长的财富才可分到最弱势的社群或个人身上。打个比喻说：一条马路如果有很多洞，就需要在路面铺很多三合土，人车才能在上面平稳行走；路面愈不平坦、洞愈深愈多，则同一个路面，铺的三合土就要更多；如果基本上没有洞，则根本不需要铺什么三合土，人车行走也够舒服安稳。看日本经济，近二十年来没有哪一年的增长率在百分之三以上，九十年代不少时候的增长率更几乎是零，但日本的社会非常平稳，就好像路面没有什么洞的一条马路一样；而中国社会，就好像一条有很多很深的洞的马路，要铺很多三合土才能有效承担交通。
任何一个政府要做的事当中，保持社会稳定是基本。在自由经济体系中，政府遇上影响系统稳定的经济危机，绝不可以放任不管。在发达经济而言，系统危机主要指金融危机，故佛利民的自由经济理论，其实规定了极其重要的政府角色，那就是主要通过货币政策使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保持基本上稳定；若遇银行挤提、信贷市场冻结如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之时那样，佛利民强调政府必须强力介入，担当「最后关头的贷款者」。中国现阶段的状况不同，不稳定因素非来自国家操控的银行体系，而是来自实体经济及社会（非经济）环节的深层矛盾，因此政府的稳定力量必须直接用在实体经济上面；纯粹以货币政策操控，不能保证能摆平社会矛盾、避免动荡，政府必须直接在就业或其它社会利益分配有关的环节着墨。「保八」的必要性，亦在于此。这无形中显示，中国是以经济方法试图解决非经济问题；外国当然高兴，但对中国而言，其实是迫不得已，因为经济超高速增长是不能持续的，这点中国领导人已经看到了。故将来的非经济问题，还得用非经济手段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