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和我们的个人经验让我们得到了两个教训。第一，当危机爆发时，最不应负责的人群受到的影响通常最严重，应对能力也最差。第二，危机可以为改革和根本变革提供动力。这些时机非常短暂，需要抓住，做出安排，防范危机重演。在当今的全球化世界，这就意味着效果更好、效率更高，也更公平的新安排。
目前的金融危机也是如此。危机的全面影响还有待评估，但将包括全球经济放缓、贸易减少、贷款竞争加剧，以及投资者转向安全资产。公共支出和援助额度将面临更大的压力，二者都可能会减少。目前，全球政治的焦点是保护工业化国家的消费者和纳税人。但很快，穷人和穷国可能会为这场危机付出最沉重的代价，而这场危机并非由它们制造。
如果对危机的回应没有将全球贫困人口的需求考虑在内，或者（更糟糕的）导致承诺标准降低，这将非常不公平。我们对贫困、饥饿、疾病和文盲的大规模持续存在都负有责任。它们造成的不公平感是对经济和政治安全的威胁。责任感已唤醒西方政治家采取行动，恢复金融体系信心。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这种责任感还应让他们采取措施，加速千年发展目标(MDG)的实现。
至2015年时间已经过半，很明显，千年发展目标已脱离轨道，但它们不需要这样。许多单个国家的成功经历，为未来10年（而非50年）加速人类发展、实现真正突破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非洲国家实行更负责任、更为有效的治理非常关键。要实现这点，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必须做出政治承诺，同时较富国家必须加大投资力度，并提供技术和金融援助。相对而言，这一建议并不需要付出很大代价。
八国集团(G8)和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必须履行其对发展中国家已做出的承诺（尤其是援助规模），同时不把此次危机作为取消援助的借口。这些承诺来之不易，同时鼓励着许多非洲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围绕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制定计划。如果发达国家不履行承诺，这将向发展中国家传递一个强有力的负面信息，并破坏非洲及其传统伙伴国之间脆弱但与日俱增的相互信任，这种信任旨在解决非洲大陆面临的许多问题。
我们欢迎各国做出努力，讨论建立新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过去几个月我们看到，目前的体系十分不完善：市场已经全球化，但我们的监管控制仍停留在国家层面。新的体系需要包括所有参与者，不仅包括欧洲、美国和日本，还包括巴西、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其它国家。较贫穷国家也需要表达自己的意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需要监控全球市场并对危机做出回应，同时增强其他国家的代表性和参与度。制定重大战略决策的责任应从执行委员会转移，委托给一个更有代表性、拥有高度政治权的委员会，它将与其它机构一起取代只有咨询职能的IMF委员会。这些观点并不新颖，早在上世纪90年代墨西哥和亚洲金融危机后就提出来了。我们已失去了建立稳健全球监管体系的机会；我们不要失去这次机会了。
另一个举措应是扩大G8年会，以反映目前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现实。在关于全球问题的讨论中，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的需求可能会得到更为系统的解决，不管问题涉及经济、贸易、移民、食品安全还是气候变化。
4周后，有关发展融资的多哈(Doha)高层会议将是一个时机，以确保现有资源足以应对在世纪之交列出的挑战。两周后，全球金融峰会将在华盛顿召开。现在我们应确保各国保持接纳的心态，同时不要忘记贫穷国家的需求。
大问题是产生大想法的机会。我们知道，全球化会成为一股有利的力量。但如果要分享其好处，并让那些处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和边缘化更严重的国家之间不出现分化，我们就需要新的心态，新的国际安排。我们正面对着风险与机会共存的时刻。我们敦促各国政治领导人鼓起勇气，富有远见地抓住这一机会。
本文三位作者都是非洲发展小组(Africa Progress Panel，网站www.africa-progresspanel.org)成员
译者/梁艳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