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已经到了必须“走出去”的时候。跨国经营的优势在于以区域经济间的比较优势为基础，充分发挥两者间的互补性。与中国经济有着显著互补性的国家和地区分布于东欧、南美、中亚和非洲。如果考虑潜在的市场规模，则东欧的条件最好。

　　传统贸易方式遭遇天花板
  


　　2004年下半年，在中国国内600种主要商品中，供过于求的商品446种，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154种，在许多行业中出现了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由于国内市场已经不能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经济发展已经面临一个新的转折：中国企业必须在国际范围的专业分工中寻找、确定自己的地位，通过国际合作获得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和市场。不是简单地以贸易替代投资，或者投资替代贸易，而是以何种方式来安排增值活动的最佳区位。

　　最需要走出去的企业集中在那些国内市场已经达到了相当规模而扩大生产的边际成本非常低的行业。为了绕开或者部分绕开反倾销壁垒，中国企业必须加速产业组织创新，通过企业内国际分工，将价值增值链的某个部分安排在海外，以提高公司的整体竞争力。

　　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从1979年至2004年9月底，共有34个国家和地区发起了594起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涉及4000多种商品，影响了大约190亿美元的出口贸易。2004年前9个月连续遭到12个国家和地区的反倾销。中国连续9年成为世界上被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尽管反倾销涉及的出口只有出口总量的1%左右，但是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浪潮越演越烈，争端集中在高附加值产品，这意味着按照传统出口贸易方式快走到极限了。

　　前些年，“中国制造”大量出口并没有遭遇很大的障碍。但现在，国际上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浪潮来势凶猛，其原因在于中国出口产品的升级换代。

　　中国目前正处在相当于15-20年前“亚洲四小龙”融入生产国际化的阶段。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比“亚洲四小龙”大得多，中国的崛起将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国际产业分工的结构。随着产业升级，中国产品的资本和技术含量迅速上升。

　　“中国制造”从鞋帽、玩具开始，发展到日用电器、工具，近年来中国制造的电视机、计算器、微波炉等在西方市场上步步为营，攻城略地，和欧美各国生产的产品迎头相撞。扩大“中国制造”的市场份额必然挤掉其他国家的部分产品，迫使西方国家调整贸易、生产结构。任何经济调整都要付出一定代价，西方各国也是这样。如果中国继续保持当前出口态势，那么和西方工业国家争夺市场的竞争将日趋激烈。西方各国一定会通过反倾销来和中国讨价还价，某些人甚至指望通过反倾销来遏制中国。显然，反倾销将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拦路虎。

　　创建海外工业园，中小企业走出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一些外资工业园区，例如，在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在昆山和东莞的台商工业园区等。在这些工业园区内不仅有大企业也有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今，到了为中国的中小企业在海外设立工业园区的时候了。

　　首先，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走出国门的最大障碍是信息成本。跨国经营必须要了解外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市场信息和社会环境，要有了解当地情况的外语人才，要有商务、法律、税务等方面的顾问咨询，要解决征用土地、租用厂房、运输、雇工等等一系列问题。从效率上来讲，单独为某一个企业搜集国际市场信息是不经济的。有些已经走出国门的民营企业取得了一些信息，但是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建立海外工业园就可以通过一组专业公司把上述各项咨询集约化。在这些咨询业务中也体现了规模效益，大大降低企业在海外的信息成本。

　　其次，许多中小企业聚集在一起，相互协调、配合，通过范围经济可以有效提高竞争力。仅有一、二家企业走出国门可能遇到许多困难，但如果一群企业一起走出去，就可以把原有的业务协作关系、市场网络等都带出去，形成集团作战。目前，中资跨国公司在海外基本上处在单打独斗的状况。完全有可能以中国海外工业园区为核心将这些中资企业团结起来，从而降低运输和生产成本。

　　第三，创建海外工业园有利于政府部门为企业提供外交、安全、保险等方面的服务。海外工业园聚集一群中资企业，提高了抵御海外各种风险的能力。

　　第四，海外工业园有利于企业间资金融通，同时也有利于中国的银行集中提供必要的融资服务。

　　跨国投资的“快半拍”准则

　　创建海外工业园区是一个寻找战略同盟军的过程。由于世界各国在通货膨胀的宏观管理、就业、外贸顺差、外汇储备等方面的目标各不相同，因此，一定考虑合作双方是否有较多的共同目标，以及这些目标是否具有较长的时间性。跨国投资的竞争力取决于是否能够发挥比较优势以及开拓市场的可能性。在许多情况下，跨国公司的优势并不是生产技术上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难关，而是凭靠着市场营销和管理技术优势取胜。如果跨国公司的投资方向和当地的比较优势不一致，无论这个企业具有什么样的优势都很难得到施展。

　　人均收入水平相差不多的国家的市场特点相近，民众的需求也在类似档次之上，最有可能形成合作和双边贸易。如果我们按照出口产品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将世界各国排个队，那么，最容易合作的国家就是在这个排列中比较靠近的那些国家。跨国投资的最佳目标就是那些在市场化水平落后并较为接近中国的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经济有着显著的互补性的国家和地区。这也许可以称为跨国投资的“快半拍”准则。

　　东欧：中国资本输出的最佳跳板

　　按照“快半拍”准则，创建中国工业园区的最佳地区应当是那些在经济发展程度上和中国仅仅差半拍的国家和地区。东欧、中亚和东南亚比较符合这一条件。如果考虑潜在的市场规模，则东欧的条件最好。

　　东欧各国的工业基础、民众的教育和工人的技术水平不比中国差，但是，他们国内市场化的程度不如中国，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也远远不如中国。在轻工业、纺织工业、家用电器等行业上和中国有相当显著的差距。东欧各国出口能力很差，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能力。在这些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比他们快了半步。

　　中国产品比欧美产品更适合于东欧和中亚市场。中国企业的运行规律和东欧各国企业更为相近，有利于企业之间的合作。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中更容易得到其他相关产业的支持。东欧各国正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竞争不完全规范，法规制度不健全，这些状况和中国很相似。西方企业很难适应这些不规范的市场，而中国企业则具有超强的适应能力。中国和东欧各国之间的合作能够发挥双方的比较优势。

　　必须指出，各个国家的发展目标是在不断变化的。在中国，1980年代初期最需要的是资金和关于传统商品的市场信息，需要解决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问题；到了1990年代后期，中国所面临的是扩大产品市场和解决国内就业问题。东欧各国在目前迫切要解决资金和扩展市场渠道问题，和中国前几年的情况很相似。中国有可能带动东欧和中亚各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和一般日用电器等方面走向世界。

　　以东欧作为中国资本输出的前进基地和跳板，可以有效地回避欧美国家的反倾销壁垒。创建海外工业园区把一部分就业机会留给对方，恰恰符合东欧各国当前降低失业率的需要。在海外工业园中，绝大部分职工是本地员工，在反倾销博弈中这些员工以及他们背后的政治力量都将是中国企业的同盟军。东欧各国加入欧盟之后，逐步融入广大的欧洲市场，而欧盟如果要制裁东欧各国的产品，其成本要远远高于中国产品。因此，和东欧在利益上建立联系，能够有效地减少反倾销的压力。只要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即使打着“XX国制造”的牌子有什么要紧呢？

　　1990年代初期，东欧在休克疗法冲击之下，经济发展势头严重受挫。那个时候，中国产品在东欧各国具有良好的声誉，加上东欧各国人民和中国拥有长期的传统友谊，原本是中国和东欧各国扩大友好合作的良好机会，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并没有抓住良机。在1990年代初期基本上没有政府主导的投资，只有零星的个体商人出没东欧。他们以“跑单帮”的方式将大量中国轻工商品销往东欧，其中有不少“假冒伪劣”，在促进双边贸易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中国制造”的声誉。

　　经过将近10年的调整之后，东欧经济已经出现全面恢复态势。欧盟东扩之后，东欧将和整个欧洲市场连成一体。这为中国和东欧各国的经济合作提供了又一次良好契机。如果能够由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出面，集中财力创建几个中国工业园区，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基础设施和商业、法律咨询服务，帮助他们走出国门，提高对中资企业跨国经营的金融支持力度，简化跨国经营的外汇管理程序，那么中国和东欧之间的经济合作一定能够在较短时期内开创一个“双赢”的新局面。

    (徐滇庆，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耿健，中国上海国际商会副会长,丰佳国际集团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