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经济衰退隐隐出现，不少国家和论者，均对华盛顿会议寄予厚望，希望会议能解决、起码为解决难题提供明确的路向，因而期待此为布烈顿森林会议的续篇。非常明显，这是他们处境恶劣期望太高导致胡思乱想所致。去周末《经济学人》的「社论」指出，组织一九四四年布烈顿森林会议的智囊，花了接近二年时间做好筹备工作，而且大会开了足足二十天；不仅妥当准备和与会者积极投入，主催会议的英、美特别是后者，在二战胜利在望之下，还为当年有一言而为天下法威势的国家，因此许多细节都能一槌定音……。反观现在，布殊政府正在办理移交手续，跛脚鸭特性尽显，至于会议的筹备工作，「比大企业开董事会还要马虎」，这等于会议没有具体议程，从会前的广泛报道，与会多国且在导致金融大海啸的成因上并无共识。这样的会议，注定会一事无成。
在这种明知无可为的背景下，布殊总统仍召开会议，除了要表示美国政府和平交替、如常运作外，主要是藉此发表政策性声明，推卸引致金融大海啸的责任（二○○一至○四年不负责任的减息令信贷过度膨胀种下祸根的责任，美国〔格林斯平〕无论如何无法回避）；还有是临别秋波，为废除管制金融市场的「自由贸易」定调（只能加强监督，不可过分限制）。布殊政府这种观点，不但令奥巴马政府难以推行纳市场于正轨即通过行政监督令市场意外较难发生的政策，亦突显美国和欧盟各走极端。欧洲诸国特别是法国，强力主张加大干预力度；法国财长从华盛顿转往巴西参加二十国财长会议，周日的演说便明白指出「英语世界（盎格鲁．撒克逊）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与欧陆的大异其趣」。如果民主党新政府继续放任自由，让贪婪无厌的炒家肆无忌惮地乱炒一通，美国和欧盟在经济事务上的冲突肯定会渐次浮现，而欧盟内部不和亦将趋白热化。
英相白高敦建议成立一个「监督团」（College of Supervisors），以监督机构投资者及对冲基金的活动，国际基金会则应更切实负起审查各国财政制度有否脱轨的责任；这些建议的意念和用心都是正确的，但如何令此类似核数师的国际金融督导员有效展开工作，白高敦亦说不出所以然。白高敦的提议虽然知易行难，却是对症下药。新世纪开始四、五年信贷过度膨胀令国际金融业发展突飞猛晋，每天在市场进出的资金动辄以万亿美元为单位，相对而言，政府对这种现象已失控。趁金融大海啸令机构投资者元气大伤需要政府救援的现在，如果二十国集团仍无法设法对投机市场进行有效监管，未来麻烦愈甚，不难预期。
虽然二十国集团决议明年三月三十一日再开会，不少成员国寄望届时奥巴马政府会采取果断行动，特别是他昨天许下「新政府会尽一切努力复兴美国经济」的诺言，令此种期待愈趋殷切；但预期美国政府有什么服众且没有后遗症、副作用的新猷，是不切实际的，因为美国国力已大不如前，甚且已进入札卡里亚（F. Zakaria）所说的「后美国世界」（Post-Amerian World），意味美国对世上已失垄断地位；目前美国除了仍能开动印钞机，经济已病入膏肓、难有作为，能做的事无多。令笔者对这类会议不敢乐观的是，现在不仅国国有本难念的经济经，而且不少难以调协的矛盾开始表面化。这种情况，难免令人想到布烈顿森林会议前世界最重要的「世界经济会议」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在伦敦举行，六十六国代表共聚一堂，共商克服大萧条（主调是促进贸易、稳定汇市）的办法。可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便以世界霸权自居的美国（列宁指「资本主义发展至极致成为帝国主义」的论断果然正确）不肯稍作让步，终令会议有疾而终！在此后不足六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后美国「一哥」地位确立，「谁敢不从」，布烈顿森林会议才会成功。
在这次于华盛顿美国国家建筑博物馆召开的会议上，胡锦涛主席的「工作」最有效，他既发表了没有人可以说不的题为〈通力合作共度时艰〉的演说，在国力日盛且刚刚宣布以四万亿元人民币纾解国内经济困局（昨天本报说世银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此举足以兼善天下，真是言重了。林教授过早展现政治倾向，对未来工作的顺利开展不利）的情形下，其四平八稳近似提纲式的发言，亦就被不少论者视为「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胡主席万里迢迢开完这次具体成效全无的会议后便原机回京，此行便显得得不偿失，是时间的浪费；但有关部门为他安排了顺道访问若干南美国家尤其是真正老朋友古巴，便真是不虚此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