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动人民币升值的声浪正在退潮。在2月初召开的G7财长会议之后，这个逐渐明确的趋势可能让很多人失望，而且确定无疑地表明了中国在货币问题上的自主权。不过，如果我们的选择是逐渐实现更科学的汇率形成机制和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这个趋势有何不好呢。

　　中国央行最近的行动表明，在抗拒了外界的压力之后，中国愿意以更主动的方式来推动汇率制度的变革。上周，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出《通知》，将境内机构超限额结汇期限由10个工作日延长为90日，同时规定，对于因实际经营需要而确需全额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企业，可以按企业实际外汇收入的100％核定经常项目外汇账户限额。

　　在新政策发布以前，中国企业拥有的限额以外的外汇被要求强制结汇，而现在企业在这方面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放宽经常项目下的外汇账户限额限制，客观上也有为人民币减压的效果。上周公布的另一项政策，规范进口延期付汇和远期付汇等贸易融资行为，有利于防止经常项目下进口付汇资金滞留境内转化为资本项目下短期外债，而这些钱很可能成为押人民币升值的赌注的一部分。

　　就这两项政策而言，放松外汇管制，可以使市场在更大范围内反映供求关系，严格资本流入，意在卡断投机资本的进入渠道。前者可以看作是宏观经济层面的准备，而后者则可以认为是为汇率改革创造一个宽松的宏观环境。

　　这些政策有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中国为汇率机制变革所做的努力。按照周小川在G7会议期间的解释，这些努力还包括加快国内商业银行的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革，使其能更好地适应未来更具灵活性的汇率机制；改进和完善国内外汇市场，使金融机构和企业适应外汇市场的环境和产品，等等。

　　过去一年多里，中国与国际投机资本，以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种种势力博弈的最大成果，或许就是有更多的人开始相信，在汇率问题上，中国正在遵从自己的逻辑，换句话说，中国充分意识到，汇率浮动可能给本国经济带来不确定风险，在为本国经济编织牢靠的防护网前，中国不大可能调整汇率。

　　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样的逻辑，但是，这的确使得中国在汇率问题上变得更加主动。

　　对于那些担心中国货币当局在外界压力下，放弃货币自主权而被迫进行汇率调整的人来说，中国有效地维护了自己的货币自主权。

　　这或许正是史蒂芬.罗奇把“中国宏观领域首屈一指的思想家之一”这样的称呼加在周小川身上的原因。在最近的报告中，这个摩根士丹利的全球首席经济师说：“中国有关货币的决定又一次提醒我们，在关乎稳定的问题上，中国不会冒任何形式的风险。”

　　不过，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我们认为，货币当局也许会更重视这里面的机会成分，或者说，就更加灵活的人民币汇率而言，这种相信和理解——而不是威胁和压力，将成为加速变革的推进器。

　　周小川曾经列举，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调整必须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健全的市场机制和健康的金融体系；正确的改革方案，有利于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对地区及全球经济的影响。

　　周小川的说法表明，作为一个增长最快而且影响力日益强大的经济体，中国的货币自主权和地区及全球经济利益其实已不可分割。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在汇率形成机制方面的改革，也不可能忽视整个世界的感受。实际上，正如罗奇已经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汇率问题仍有可能引发诸多紧张关系，比如更频繁的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更何况，即使从内部的眼光来审视，面对仍在高速增长的美元储备，中国不得不投放大量的基础货币进行对冲操作，在付出不低成本的同时，已经部分地牺牲了在货币政策上的独立性。

　　更多海外投资界人士认为，什么时候对货币机制作出变动完全是中国的权利，是对中国决策者智慧和勇气的考验。两相比较，在较快落实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所得到的好处，和延迟推行所付出的代价之间，中国会做出自己的权衡。

　　在我们谈论自主权的时候，也许应该记得，罗奇先生在他的报告中说：“人民币是中国的货币，但它是我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