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正自然而然地引发人们的呼吁，要求对金融机构和市场的监管方式进行反思。此类呼吁多数把焦点集中在一种可以被称之为“失效安全”的监管上——旨在降低机构做出不计后果的贷款和投资决定的风险。目前，即使是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这样的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决策者和思想家也担心，我们全球相连的金融体系，会将风险管理失效从一家机构传播给另一家机构。
在本轮危机中，随着房价下跌，买入大量复杂抵押贷款相关证券的机构发现自己面临着巨额损失。它们的对手机构和客户由于担心出现最糟糕的情况，停止与其开展业务，反而招致了最糟糕的情况。而那些为它们无力支付（信用违约互换）承保的其它机构，也就同样蒙受了巨额损失，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整个体系内的恐慌和违约。不过，有观点认为，对贷款标准和风险管理进行更有效的监管，能防止未来出现这样的系统性问题。
历史情况并不那么令人慰藉。在金融市场，总要承担新的风险，也总会出现风险管理模型和程序失效的新情况。“失效安全”的方式可能同样有些过头：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就是明证。当时，政府的重拳干预实际上扼杀了金融创新。此外，助长轻率冒险的政府政策——以美国国会对破产的抵押贷款巨头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的一贯支持为证——会淹没旨在控制风险的监管措施。
关键在于用“安全失效”措施来补充审慎的“失效安全”措施。“安全失效”干预是指：承认机构破产会持续出现，但侧重于在破产后限制系统性破坏的干预措施。
这里的一个佐证就是庞大的全球衍生品市场。尽管价格出现剧烈波动，衍生品交易所却绝不是导致市场不稳定的因素。这是因为通过交易所交易的合约是中心结算的，同时，资本充足的结算机构消化了交易员违约——由于要求对保证金不断进行调整，违约情况十分罕见。对比一下2006年对冲基金Amaranth的倒闭，与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和美国国际集团(AIG)的破产——前者的衍生品交易都通过交易所进行，而后两家公司则都持有大量未交割、场外交易的信用违约互换头寸。Amaranth衍生品违约所带来的系统性影响微不足道，而雷曼和美国国际集团的违约则造成了重大的冲击波。在存在问题的信用评级基础上，美国国际集团在账外建立了大量抵押不足的空头头寸。而如果这些合约是在中心结算的交易平台上进行交易，由于存在追缴保证金通知，会使该公司在9月份破产前的很长时间就放弃这种策略。美国和欧洲的监管者（美欧地区的金融机构占据了场外交易中极大的份额）应规定：一旦交易量突破了合约中的限制，就必须进行中心结算。这不会使一家机构在衍生品交易中免于遭受巨额损失，但会避免其违约行为将巨额损失扩散至其它可能与初始交易无关的机构。
同样还存在“安全失效”式的宏观经济政策。2007年8月，前萨尔瓦多财政部长曼努埃尔•海因兹(Manuel Hinds)与我在雷克雅未克一次支持冰岛进行单边“欧元化”的会议上进行了交流。当时，冰岛的外汇储备之高，足以将国内所有的克朗都按照当时的汇率兑换成欧元。单边欧元化可能无法阻止冰岛三大银行的过分扩张，但能够避免国家金融灾难。已采用两种主要国际通行货币之一的那些国家——美元（巴拿马、萨尔瓦多和厄瓜多尔）或欧元（尤其想想意大利、葡萄牙和希腊的情况）——都有效地消除了货币危机（即因缺乏获得“硬通货”的途径，无法支付短期外债）的风险。
如果我们明智且幸运，未来我们将拥有这样的企业治理、资本标准和货币政策机制：它能够更好地抑制消费者、银行和政府过度杠杆操作的危险累积。但这还不够。我们需要新的“安全失效”政策，以防止不可避免的机构破产迅速发展为经济危机。
本文作者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国际经济主任，合著有《Money, Markets and Sovereignty》一书（耶鲁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译者/陈云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