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球各国政府忙着推出各种强力方案应付金融危机刺激经济，中国也不例外，昨日一举宣布两项措施——其一针对楼市，不仅把最低首付比例（即港人说的首期）从三成调低至两成，还把首次置业按揭利率下限从先前贷款基准利率的八成五调整为七成；其二瞄准存贷市场，全面降低息口刺激消费和投资，活期存款利率削减一半，半年期以上的存款利率则劲减至少一厘，各种年期的贷款利率亦下调起码一厘。不过，大家稍为留意，当可发觉北京这些救市手段和美、欧各国出发点不同，不是因为金融体系中的「有毒资产」延祸，令信贷萎缩、金融机构因坏账连城资不抵债而迫着政府出手。中国面对的问题有两方面：（一）资产市场泡沫化自去年起开始调整，一些大城市楼市成交量大跌一半以上，楼价则有些跌了一至三成，股市则从高峰下挫七成；（二）外围经济衰退导致出口下降，必须以扩大内需承接过剩生产能力，但由于资产泡沫爆破、企业倒闭潮渐次涌现，一般人不愿增加消费，内需不易刺激。这些问题因国际金融危机出现而引发、加剧，但主因其实是中国经济发展失衡，故现时无论中外，论者谈及中国经济，除了盛赞金融稳定、国家财政健全之外，提得最多的就是「再平衡」（rebalancing）。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经济，大致上仿效亚洲四小龙的「出口扩大」政策，模式和几十年前教科书上说的差不多，即放弃以高度保护主义搞自力更生的「进口取代」，改为一方面利用本国廉价劳动力和土地，大力引入外资设厂生产输出外国市场需要的产品，另一方面人为地压低本国货币汇价，以利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竞争、增加入口国对本国产品的购买量。这个办法十分有效，几十年来所有认真采用此法的国家无一不取得可观的就业率和发展速度；印度、越南等国比中国迟起步，但十多年来亦表现甚佳。其实，若论ＧＤＰ增长幅度，中国近来连年「超十」，可谓空前，但若以整个采用「出口扩大」政策的发展阶段里的表现而言，亚洲其它几个国家并不比中国差。



让我们看看一些数据。中国自七八至○三（25年）的人均ＧＤＰ累积增幅是百分之三百三十七，平均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六点一；日本在五○至七三（23年）之间的相应数字是百分之四百九十和百分之八；南韩在六二至九○（28年）之间的数字则为百分之六百七十六和百分之七点七六；台湾在五八至九○（32年）期间则为百分之六百○六和百分之六点三。撇除各国人口增幅差别不算，ＧＤＰ增幅比例和人均增幅差不多（发展中国家人口增幅都有相似规律，长远差别不大）。故中国改革开放后四分一世纪中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十分高，但并没有「破纪录」。（按此，《金时》首席经济评论员M. Wolf于○五年一月在《外交政策》着文反问：中国为什么增长得那么慢？﹝注一﹞）



当然，中国增长绝对不慢，○三年之后更是超快！全世界都羡慕中国，「中国发展模式」一辞应运而生，中国人更加自豪；然而，虽有此非凡表现，中国领导人是清醒的。○四年十二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先提出要改变中国经济发展动力来源、扩大内需；其后在○六、○七年人大工作报告、○六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一再反复强调此点。的确，中国私人总消费占ＧＤＰ比重，从七八年起至去年的三十年期间，总趋势是下降，而二千年至今降速尤其明显；八十年代此比重平均值是百分之五十，九十年代是百分之四十五，二○○五年则跌至百分之三十八！与此同时，经济总投资在计划经济时期为百分之三十左右，八十年代升至百分之三十六，○五年则是百分之四十三。



过量投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通病，但也同样是「出口扩大」政策的重要特征；中国头三十年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跟着的三十年搞「出口扩大」，都不断助长了这方面的失衡。有些人以为国家牺牲一些消费换取高速增长是值得的，中国现阶段及将来一段长时间里都必须坚持。但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个人或一个家庭以此方式发家置富，当然可以；国家短时期如此亦未尝不可，但几十年都如此就产生结构问题，效果很坏。按这个模式，不只经济增长因素及ＧＤＰ构成的比例都失调，还因为汇价偏低，热钱涌入、通胀期望升高，引致资产市场出现泡沫，一遇强大震荡如外围经济衰退等，即发生泡沫爆破，在发展中国家可引致政局不稳。这是不少长期走「出口扩大」发展道路的国家的共同经验，日本如此，台湾如此，现在大陆亦然。前台湾大学校长、经济学家孙震，年前有文章总结台湾四十年来这方面的正负面经验，大家不可不知﹝注二﹞。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亦一早指出问题，可惜当时少人看透，反招来各种不客气批评，十分不幸。



注：一.“Why Is China Growing So Slowly? ”, by Martin Wolf, in《Foreign Policy》, Jan / Feb 2005; 二.孙震文章〈台湾经济自由化的经验与检讨〉，见《中国金融网》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