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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批马寅初人口论,天理不容!
作者:易富贤  来源:东亚经济评论   发表日期: 200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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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批马寅初人口论,天理不容!

-重读“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有遇鬼的感觉,背后冷嗦嗦的


作者:作者:(网名:水寒/中山水寒) 12/20/04 familyyi@yahoo.com

该文为水寒人口论补充,水寒人口论全文九万字已刊登在光明日报《光明观察》周刊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484


1949年中国人口5.5亿,解放后中国人口迅速增长,1953年,中国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601,938,035人,估计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到1,300万人,增殖率为千分之二十。历史上一直缺乏的人口一下子变成社会问题了。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提出了著名的“新人口论”,他说:“中国人口这样发展下去,十年后有八亿一千万,五十年后多少?吓死人!二十六亿一千九百万”,他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的主张。虽然他一直说他的“新人口论”有别于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89年的《人口论》,但事实上仍然不过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变种。1959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批判。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个夏天,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在认真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动情地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光明日报》1979年8月5日有一文章标题是“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意思是毛泽东1959年“错批”马寅初,从而“误增三亿”人口。“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谣言从此广为流传。


有人将中国人口问题归因于毛泽东的昏庸。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在经历大乱后都会有一个时期的出生率较高,二战之后的世界各国包括美日苏欧莫不如此。1949年以后,由于战乱的结束,并因为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建设(袁隆平认为70年代的农田水利建设是历史上最好的)和建立农村医疗体制(经过2003年SARS的流行,中国政府重新认识到农村医疗体制的重要性,痛定思疼,决定重新建立农村医疗体制),人均寿命由35岁延长到70多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点不容易呀),新生儿死亡率也大为降低。在妇女总和生育率(两百年来中国妇女终身生育率一直在6.0左右)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中国人口急剧增长。因此1949年以后的人口快速增长不完全因为新生人口的增加,更大程度归因于寿命的延长。乾隆60年中国人口从数千万增加到四亿;毛泽东时代寿命从1949年的平均35岁延长到1976年的65岁(而同期世界平均寿命只增加到58岁),而解放后30年人口还没有增加1倍,说明当时是适当控制了人口的,1979年时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从两百年一直维持的6.0左右降到2.7了。在适当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毛泽东注重人口素质的提高,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每个公社(现在的乡)都有高中(而现在每个县才有几所高中,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初中毕业生上高中的比例一下子降低了很多)。一定要将现在的人口压力归因于毛泽东的话,那只怪他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寿命增加得太多了,以至于很多二、三十年代出生的都还没有去世。请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德中的“毛泽东人口思想再评价”http://www.mzdthought.com/wz/110zn/mzdrksx.htm。


以下这段资料摘自《中国人口地理》( http://www.nhyz.org/yxx/jxzy/zy/zy58.htm);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40年间,人口发展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第1阶段(1950~1958):属高出生率、较高死亡率、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时期,年均出生率约35‰、死亡率约15‰、自然增长率约20‰。第2阶段(1959~1961)属出生率急剧下降、死亡率回升、自然增长率很低的时期,年均出生率约21‰、死亡率约18‰、自然增长率约3‰。第3阶段(1962~1971)属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的时期,年均出生率约36‰、死亡率约9‰、自然增长率高达27‰左右。第4阶段(1972~1989)属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时期,这一时期,人口年均出生率约21.6‰、死亡率约6.9‰、自然增长率降到约14.7‰。据第4次人口普查显示,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生率达20.98‰、死亡率为6.28‰、自然增长率仍为14.7‰。


中国人口1960年6.5亿;1970年8.3亿;1979年9.709亿;1980年近10亿(http://www.chinapop.gov.cn/rkzh/zgrk/rkyjhsyfz/t20040326_2567.htm,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gb_detail.asp?id=2450)。根据上面的增长率推测,1959年人口应为6.48亿。从1959年马寅初“新人口论”被批判到1979年为马寅初平反,不过20年。这20年人口增加3.23亿。那么粗略估算一下这20年中国死亡人口:1959~1961年总人口假定平均都为6.5亿,那么这三年年死亡率为18‰,三年死亡0.351亿;1962~1971年总人口假定平均为7.5亿,年死亡率约9‰,那么这10年共死亡0.675亿人;1972~1979年总人口假定平均为9亿,年死亡率约6.9‰,这八年共死亡0.497亿人。就是说这20年共死亡1.52亿人口。


我想马老先生肯定不会屠杀老年人的(因为他本人在他提出人口论的1957年就已经75岁了),马寅初关注的是人口数量和增长率而不是人口结构,是通过减少新生人口来降低人口总量,实现人口的零增长,他主张每对夫妇只生育两个孩子(马寅初“人口论”遭批判始末:http://www.mlcool.com/info/if002258.htm)。我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他那个时候提倡的生育两个与现在生育两个意义完全不一样,当时死亡率约15‰而现在只有6‰左右,我国人民平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增加到1976年的65岁。马寅初的主要思想是维持人口总量不增加,后面的计划生育政策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一脉相承的。事实上,除了马寅初外,当时主张计划生育的还有劭力子,劭力子见到人家生了一个孩子后,就说:不要再生了。

按照光明日报的说法,不批马寅初的话,人口会少增加三亿,就是说这20年人口只应该增加0.23亿(基本达到马寅初和后面计划生育所要求的所谓理想的零增长),扣去死亡人数1.52亿,新生人口1.75亿。换句话说,现在25到45岁之间人口应该为1.75亿而不是现在的4.75亿。这3亿人口大都已经结婚,45岁附近的生育高峰在1989年左右,生育率应该在1.8以上,而25岁左右的有些还没有结婚,平均生育率可能还达不到1,粗略假定这个群体平均生育率为1.3,意味着已经出生的下一代是这一代的60%左右,那么也有近两亿人口。就是说多出的那三亿加上他们已经出生的子女总共近五亿人口,虽然只占中国目前总人口的38%,但却占了中国25-45岁人口的63%,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多出的三亿25到45岁之间的人,都是各部门各行业的主力呀!意味着现在劳动骨干有一大半本来是不应该出生到这个世界的。没有这三亿年轻劳动人口,现在中国怎么发展?经济实力还能排世界第七?总理怎么当?老年人怎么活?中国今后怎么持续发展?现在45岁以下的人在唠叨“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时,可曾想到要是当年没批马寅初的话,你们中的一大半都不可能出生的。想到这里,背后冷嗦嗦的,有遇鬼的感觉!毛骨悚然!我不清楚当年批马寅初的具体动机是什么,但不论如何是歪打正着。不批马寅初人口论,天理不容!


减少那三亿人口真的能让中国富强吗?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历史趋势。减少那三亿人口后,中国人口总数仍然不少(到现在还会有8亿),还是不能象中东那样靠出卖原始资源致富,还得靠廉价劳动力起家进行原始积累,比如前些年的基础设施和重工业建设。城市化和工业化就会滞后,就业率不一定比现在高,经济就无法起飞,整体国力肯定是下降的。国际劳动力市场并不太受影响,但没有那三亿壮年劳动人口,中国就没有劳动力优势,外国企业也不会象现在这样涌向中国。就算人均劳动力收入会有所增加,但与现在一样多的老年人需要赡养,人均养老比增加近三倍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一定比现在高。人均养老比增加,意味着有相当部分劳动力时间需要花费在侍候老人,创造财富的时间是减少的。


有人因为现在的农民工收入不高,以为他们创造的财富也不高。事实上这不过是由于不合理的分配制度罢了。但作为国家,农民工创造的财富是计算进了GDP的。没有那些农民工,现在的“富人”不会富,国家也不会富。


另外,就算计划生育从1979年就停止,由于经过20年的计划生育,生育观念已经不可逆地改变了很多,生育愿望肯定下降不少,而扶养比又显著增加,生育愿望就更加下降,1979年就难以达到2.1的更替水平了,现在就已经进入人口萎缩阶段了,由于持续的低生育率,人口就会从8亿的高峰持续下滑,人口结构一步步老化,经济规模和人口数量在全球的份额也一步步下降。


就是说没有那3亿“误增”出来的人口及其子女,中国现在确实达到了某些人心目中的理想的8亿,但这8亿却是老年化的8亿,是不可持续发展的8亿(能够生育下一代的人口比例已经很低了,并且生育愿望已经很低了)。



有一种说法:说是毛泽东看到大跃进的“成功”,从而不采纳马寅初的观点。看来“误增”的三亿是用饿死的两千万(这个数字不知是否属实?)换来的。


任何一个命题都是靠历史鉴定的。打个比喻,一个工厂要长期存在和持续发展,就必须老中青三结合。师傅教徒弟时,要费心费时,甚至影响师傅的工作效率。要是只考虑当年的生产的话,就根本没有必要招收新徒弟。但要考虑企业的长期发展,必须不断吸收新的力量。否则人才结构会断代,那时候再招收徒弟就晚了(一方面有经验的师傅退休了,另一方面新手需要多年的训练才能真正成材)。


计划生育一方面省一笔费用(养育小孩的费用),另一方面母亲减少养育小孩的误工时间,用这个时间工作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暂时肯定是有利于经济的,但却是透支今后可持续发展的潜力。现在计生委就是用这几年的“实践”来“检验”计划生育政策,说计划生育是何等的“正确”。十年育树百年育人,人口问题本身是慢性问题,等真正的检验官“时间”来到的时候,计划生育的决策者和计生委官员已经享受完荣誉和利益后在另外一个世界“管他洪水滔滔”了。文革后,“造反派”作为替罪羊长期难以翻身;今后谁来当计划生育政策的替罪羊?


北宋政治家和史学家司马光在写给他儿子司马康的一封家书《训俭示康》中,提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著名论断。随着经济的发展,心理抚养能力反而是下降的,总抚养比是不断降低的,生育愿望是不断降低的,这也是发达国家不要小孩、家庭越来越小的原因之一。计划生育暂时地使中国由俭入奢,人为地增加社会培养成本。经济越发达,养育小孩的相对成本越高,计划生育使中国在低成本时候限制对未来劳动力的培养,等今后高成本时候中国又无力鼓励生育小孩。


总和生育率反映的是年龄结构,生育率在2.1才能保证下一代相对这一代不会减少也不会增加。1971年前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有5.8左右(每个妇女平均生育5.8个孩子),国家计生委多次调查的结果显示九十年代末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左右,2000年国家统计局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金指标)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22。5.8的生育率意味着我们这一代是上一代的2.76倍;以计生委的1.3的生育率计算,我们下一代只是我们这一代的62%;以国家统计局的1.22的生育率计算,我们下一代只是我们的58%。可以看出现在老年人多舒服,而我们的晚年又多么凄惨。


政府的职责是引导民众发展经济,尽量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要是通过编造人口过多的谎言,降低人口的增长,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任何人都可以当政府领导,明朝末年的张献忠在四川就当过一次,他就是通过杀人来减少人口、利用已有财富。客观上中国的人口已经很多了,不可能象切蛋糕一样把现有的13亿在保持年龄结构不变的情况降下来,应该从这个客观事实出发,找出提高生活水平的办法(无论从人均土地还是人均耕地,中国都不比日本、韩国和欧洲很多国家少)。以减少新生人口为标志的现行计划生育是作为基本国策出现的,只有白痴才把降低新生人口的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基本国策的。不论对个人的养老,还是民族得繁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千真万确的。



虽然作为一个近八旬的老人(没有生命科学背景,对人口学也是半路出家的)当时提出那个可以导致亡国的“新人口论” 从学术上并不为过,但马寅初在接受了计划生育先驱者的名誉的时候,就注定了要为这个事情承担历史的责任。历史表明,马寅初的所谓的人口理论是错误的,以马寅初理论为依据的80年代以后的严厉/极端计划生育政策更是绝顶荒谬的。毛泽东的直觉胜过马寅初的学问!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要是顺着一些人口学家的理论,你会承认中国人口真的应该降低到7亿甚至3亿,但我偏偏不钻进计生委和一些人口学家的理论套路,才能看出计划生育的荒谬性。1980年胡耀邦在智囊团的建议下曾想裁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王震的坚决抵制下才没有裁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否则,新疆立刻会陷入东土耳其斯坦独立运动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之中。王震对理论的掌握肯定不如胡耀邦的智囊团。但其新疆建设兵团不能撤这个简单常识,却比胡耀邦的高参明白得多。


有人说:你又不是人口学家,凭什么指责人口学家马寅初?但马寅初也不是人口学家,他研究人口不过是年近八旬时才半路出家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西方各个领域学术研究的一本重要工具书,大约有3300万字,10多万个条目,记载了世界各国的重要科学人文的发现、概念解释和杰出人物。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里,有当代很多中国文人和科学家,却根本没有马寅初这三个字,因为马寅初人口论无非就是抄袭了一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却被树为什么伟大的英雄。


有人说:马寅初仅仅是一个学者,学者的理论是否会成为国策,取决于决策者是否采纳。如果采纳了,由此产生的功劳是决策者的,过失也应当是决策者的;让学者来负责,于法于理,都说不过去;学者的理论,只要不违反法律,就应当让人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如果要求学者的理论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能发表,那以后谁还敢说话?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仅仅是一家之言,过去批他,是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不正常的表现,现在,为什么又拿他当替罪羊?

这些话确实有些道理,但决策者不是全才,对很多事情是外行,需要一些严谨的学者作参谋,需要一些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尤其是中国学者花费的都是国家经费(美国兰德公司却是私立智囊库,自行研究,将部分结果送交政府,政府觉得有意义再投资完成研究,有点承包意思,信誉非常重要,否且政府和企业下次不找你了),本身就有义务为国家提供正确的建议。允许学者犯错误,但不等于纵容犯错误。在涉及民族长远利益的学术需要非常严谨,至少方向不能错,但划生育的几个理论连人口结构都没有考虑,老年化都没有考虑(就更没有考虑改变全球民族构成的问题),能算严谨吗?这些人能算人口学家吗?都让决策者承担责任也不太公平,学者就没有责任心了。虽然马老先生的人口论是不正确的,但即便如此,马老先生的主张仍然比八十年代的严厉计划生育要好。


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这里的小鲜指的是鱼。不该翻动的时候(比如1980年代就不应该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而用继续七十年代的允许生两、三胎的宽松计划生育政策),老是把锅里的鱼翻来覆去,检查是否熟了,其结果只会把鱼煎烂;该翻的时候(比如现在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就要翻动,否则鱼会被烧糊,并且要翻就要一次翻成功,否且三、五年又得翻(民众无所适从)。


既然马寅初作为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象征,不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不澄清事实,就不会有为人口政策伸张正义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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