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种商品进行管制，对有权管制的人而言是有巨大利益的事。有了管制就必有审批，于是就有以权谋私的机会，可以权钱交换。当然，有些管制是必要的。但是由于顾虑粮食安全而对耕地设下不许逾越的红线是完全不必要的。正因为此事涉及巨大的利益，所以有这么强烈的骂人声。不然的话，蛮可以冷静地讲理。现在理又不足，就只好骂人了。用骂人来发泄因为非法利益被揭穿导致的心头之恨是很自然的。
有些人反对我们的研究结果，不是有利害关系，而是对粮食问题缺乏认真的思考，对跟粮食安全有关的数据没有研究。下面是一些最基本的事实。改革以来的三十年，人口增加了45%，粮食增产了60%，而耕地却在减少。这是有统计数据可查的，不是想象出来的。这一铁的事实说明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无关。粮食产量取决于许多因素，耕地只是其中之一。我们的研究包括如何用其他投入要素，如劳动力，化肥，农业机械，灌溉等代替土地的机会，要投入多少其他要素能替代一亩土地。
拿全球的粮食供求情况看，世界上有很充分的粮食供应。在过去的五十年中，人口增加了一倍半，人均粮食消费增加了17%，但粮价下降了一半。说明粮食相比于五十年前越来越丰富了。全球粮食供求的总形势，和许多其他大多数商品一样，是需求决定产量。或者说，有多少需求就能够生产出多少粮食。万一我国的国内粮食供给不足，可以从国际市场获得。日本消费的粮食中有40%靠进口，南朝鲜60%靠进口。我国这么多年来有进有出，基本平衡，不需要靠进口。（平衡中没有包括大豆，只计入大米，小麦，玉米）
万一需要进口，会有问题吗？有人问中国13亿人，靠进口谁有能力满足我们的需要?这正是反对取消红线的人所提出的理由。根据我们的研究，我国生产的粮食有高有低，但是上下波动只有三四个百分点。百年一遇的粮食供给不足，也只有消费量的11%，约合五千万吨。如果全部靠进口补足，要用外汇约100亿美元，不到我国一年出口创汇的百分之一。所以我们有足够的钱从国际市场买粮食。现在全球的粮食生产为23亿吨，其中粮食的国际贸易量为5.3亿吨。如果中国进口五千万吨，不到全球粮食贸易的十分之一。并不会对全球的粮食市场造成太大的冲击。
粮食生产有高有低，所以要有适当的储备。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储备粮应该是年消费量的14-17%。这从是多年来的经验得出来的。我国因为有过大饥荒是经验，所以储备粮特别多，估计达到40%左右（粮食储备是国家机密，我们只能从各种来源的数据猜测），超出联合国标准的两倍。粮食储备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储备有损耗，有成本。过高的储备是不必要的，也是不经济的。如果拿石油储备做比较。我国石油消费中有一半靠进口，但是我们几乎没有储备。而粮食不需要靠进口，却有40%的储备量。比较这两个数可以看出我国政策中严重的轻重失据。
18亿亩红线的数目完全是拍脑袋出来的，没有经过任何经得起检验的研究。有人质问说，如果你能够算出国家需要多少土地，你也能够算出国家需要多少牙膏，多少鞋，多少汽车等等。那我们可以回到计划经济了。这话很不错。说明我国的决策部门还有不少计划经济的思想。这对国家可是一个危险。
几年前国务院还发布过规定，要求冻结农用土地，不许可将农用地改作它用。这就更荒谬了。一块土地作什么用，要看它周围的环境，它本身的条件。怎么能说，不论什么情况永远是用作农用最好呢。事实上这种错误规定根本无法实施。全国已经有无数的耕地改作了它用。唯一的不同是每次改变土地用途都要经过复杂的审批。主管审批的人有了以权谋私的机会。当然，我相信大多数人没有以权谋私，但是他们的劳动说得好一点，也是无效劳动。市场能够最有效地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市场远比官员聪明得多。即使聪明的官员也只能从市场得到必要的信息来处理这一类问题。
为什么必须取消这条红线？因为它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极不利于加速农民进城，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一个错误的计划经济决策而延误了国家最重要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现在我国大约有六亿城里人，有七亿农村人。在未来的三五十年中将有大约六亿人要进城，农村只需要一亿农民就够了。也就是说，三五十年内城市人口要翻番。这样的城镇化不占用农用地怎么可能。难道让加倍的人口仍然挤在原有那些土地上。可以肯定18亿亩的红线要不了三五年就要突破，除非我国的城镇化没有进展。
18亿亩红线的事关系到国家的重大发展途径，天则经济研究所作为一个有独立见解的民间研究所，有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
（外界报道说，24日天则所关于“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的成果发布会上，高铁生先生不满，拂袖而去。这样的报道不符合事实。高先生是因为他有不同的看法，又不宜在发布会上谈，所以退出。这一结果应该由发布会的主办方，天则所负责。是我们没有组织好。高铁生先生的不同看法我们将在研讨会上进行交流）
2008年12月26日
“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天则经济研究所
2008年12月24日上午，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教授、原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高铁生教授，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马永良主任出席发布会并致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赵农研究员和项目组成员杨小静，宋厚泽介绍了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研究成果。
茅于轼教授强调指出，中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曾经发生过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现在的当政者对饥荒不得不保持最高度的警惕。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于五十年前，国内国外的条件和环境全都变了。国内已经解决了粮食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国外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和全球化的市场。发生饥荒的可能性即使不等于零，也是微乎其微的。可是我们的粮食政策还立足于饥荒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假定上。
茅于轼教授进一步指出，特别值得担心的是把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面积联系起来，要求确保18亿亩耕地不许突破。我国改革以后的三十年人口增加了45%，粮食产量增加了60%，而耕地是减少的。可见耕地和粮食产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保护耕地面积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房地产的价格大幅度上升。价格上升并不是钢筋混凝土贵，也不是劳动力的工资高，而是土地供给有限。另外一个长远的后果就是延缓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几亿人口要进城不可能不占用农地。
赵农研究员在介绍课题研究过程、课题主要成果时指出，自2008年年初启动该课题以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科研人员认真规划、努力钻研、 深入探讨并广泛交流，课题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课题研究期间，共形成11篇正式的研究成果。
赵农研究员指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因而提供充足的粮食用以确保大众的消费，是完全必要的。而我国的体制改革之所以发端于广大农村，正是因为粮食的短缺构成了当时社会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所以，当时将粮食安全列为中国的首要国策，是非常必要的。三十年之后粮食安全的问题在众多的重大国家政策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退居次要。将粮食安全与保护耕地面积绝对地对应起来，或者说要求确保十八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
赵农研究员进一步给出本研究的结论，在市场经济的自由交易、要素替代的机制下，在国家粮食库存和外汇收入充足的情况下，基本不会发生所谓的粮食安全问题。在现代中国，粮食不安全或大饥荒的事例只发生在经济不自由的计划经济时期。无视耕地作为一种农业要素具有可替代性，并它将与粮食产量——乃至粮食安全绝对地“捆绑”起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是缺乏根据的。政府划定的耕地红线注定是要被突破的，而且原有的红线（21亿亩）已然被破，这条红线束缚的只是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
赵农研究员进一步指出现有问题症结所在，即由于政府拥有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权，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金、耕地占用税的收取以及对失地农民的低额补偿等方式攫取了巨额利益，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城市土地滚动开发的所谓“经营城市”的积极性。在这一过程中，委实存在大量耕地被占用以及土地被无效利用等现象。因此，中央政府通过耕地数量“红线”的划设试图抑制上述现象发生的初衷，还是应当得到相应的尊重的。但是，将耕地面积与粮食安全等同起来，或将耕地面积保护的理由归诸于粮食安全，不啻是荒谬的。所以，耕地保护政策的“靶心”应当是承载在土地上的农民的就业权以及因就业保证的不足所可能构成的对社会稳定的威胁，而决非粮食安全。
杨小静对测算的“百年一遇”“五十年一遇”“十年一遇”的粮食缺口数量与产量比重进行了介绍。从过去三十年的历史来看，粮食缺口占粮食产量的比重大部分年份在5%左右，最高为2003年的12.90%。而根据本课题的方法测算出百年一遇发生粮食短缺的情况下，粮食缺口会占到当年粮食产量的11%到12%。现阶段我国的粮食储备非常充分，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世界粮食安全系数是世界年期末粮食库存量占全年总消耗量比例17%-18%，我国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个警戒线。因此倘若发生粮食短缺，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用库存来解决。
宋厚泽介绍了在中国耕地面积下降1%，5%，10%的情况下，为弥补发生“百年一遇”“五十年一遇”“十年一遇”粮食减产所带来的产量缺口，需要增加的其他要素（包括种子秧苗、化肥、农家肥、农膜、农药、畜力、机械与设备和其他物资投入、劳动）投入。结论为在最极端的情况（耕地面积减少10%，并发生百年一遇的粮食减产）下，在其他要素上增加投入15.5%即可弥补产量缺口。因此，完全可以从经济性的出发，增加其他要素上的投入，以弥补城市化，工业化所需的耕地，并同时保证粮食生产的平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