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做到的是阐释。当年我想，北京要怎样办我管不着，但他们要知道效果吗？如果知道效果还要办，是他们的选择，但他们可能因为我的解释，知道效果，改变了主意。二十五年来，我坚守这约束为中国的改革写文章，没有一次越界。我的解释有点影响吗？很难说。不少人说有，但自己无从肯定。天下间的确有英雄所见略同这回事。那么多文章放了出去，中国走开放改革的路，巧合雷同，不可能没有政策与我的建议是如出一辙的。
这些年我的主要困难是不容易把经济分析向中国读者表达得清晰。远在一九六六年，老师艾智仁就因为我的一段文字看不懂而责骂：「没有人怀疑你的天分，但这样的文字天才等同废物。」两年后高斯和我讨论文字，提到德姆塞茨，对我说：「德姆塞茨的文字那样清楚，他们不可以忽视。」这里说的「他们」是指森穆逊等大师，在共用品的话题上与德姆塞茨展开辩论。高斯的意思是说，不清晰的文字没有说服力。得到师友的教诲，在国际学术上我的文字练得以清晰知名。然而，写中语文章，读者的反应就往往显得他们不明白，误解频频。
我不认为自己的中文表达有所不逮，但有两个困难。其一是就算到了今天，读者的回应──尤其是网上的──我很多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同样，他们高举的理论或思想，不管是右是左，模糊不清。毋庸讳言，在社会科学上，中国人是在一些没有清楚阐释的理念或术语中培养起来的。
其二也麻烦。比起物理等自然科学，经济绝不湛深，相对来说浅得很。困难是经济学不可以公式化地打通经脉，要用上另一种思维。就是顶级天才爱因斯坦，每次论经济都令人尴尬。以数学方程式处理经济，任何人下一两年功夫都有点看头。但困难不是方程式，而是要把什么放进方程式之内。倒过来，懂得把什么放进去，方程式大可不用了。
简单地说，经济思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推理，要凭一个变数推出整个经济的均衡。要推得快而准，因为一推起来，这里牵一发，那里牵一发，发展下去可能无从收拾，得到的结论乱七八糟。可取的经济分析是以简单的理论处理复杂的世界，牵一发而推出去，但落雨总要收柴，考虑整体之后要有一个三几句可以说清楚的结论。佛利民曾经说，复杂的结论一般都是错的。
不要一竹竿打一船人。今天中国人的思维宜于文学与工程，以简单理论处理复杂的变化他们不容易接受。另一方面，简单的结论他们不相信，总要加上一些模糊不清的术语来混淆一下。
这解释了为什么同一问题我往往转来转去，再三申述。原则上，高斯认为清晰会增加说服力不可能错，只是用于中国的思维传统比较困难。好些时觉得自己的阐释如石沉大海，但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回顾，又彷佛见到这里那里撒下的种子长出一些小花来。（二○○四年十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