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从国外考察归来的胡鞍钢教授一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去十年，中国“四农”
问题日渐突出：一九九四年全国大约有四千万农民工外出打工，今天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一点三亿，从而使“三农”问题演化为“四农”问题。它虽已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但相对于中国八亿农村人口、五亿农村劳动力来说，这一迁移过程仅仅是个开始，还将延续到二0三0年甚至更长时间。
胡鞍钢称，“四农”问题的本质很明显是“一国两制”问题，即中国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立的城乡两种不同身份居民的制度安排，让农民工处在一个“既不着(农)村，也不着城(市)”的环境里，使农民工个人收入转移支付、个人及家庭的公共服务形成一个巨大缺口。他举例说，由于没有向农民工及时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导致数百农民工大逃亡，才产生了二00三年的SARS危机。正是这样一个重大的危机出现，也加快了中国对农民工政策的调整。
这位国情专家介绍说，中国的农民工政策可分为红灯、黄灯、绿灯三个阶段，红灯阶段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一九八四年，基本上不允许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黄灯阶段从一九八四年到上个世纪末，允许农民自带干粮进城，但农民进城实际上还有违当地政府的就业、居住等规则；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在第十个五年规划中首次明确要促进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并提出每年八百万的目标，农民工政策由此步入绿灯阶段。
但政策上的“绿灯”尚未解决本质上的“一国两制”问题，农民工问题因此日益凸显。胡鞍钢称，中国沿海地区也是农民工主要聚集区，应该率先完成“一省(市)两制”到“一省(市)一制”的转变，进而推动实现“一国一制”。他呼吁沿海地区不仅要善待农民工，关键还要服务农民工，使他们为当地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使他们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并分享成果。
胡鞍钢表示，解决“四农”问题的最终目的就是使农民工成为市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它将成为继土地改革、“大包干”之后中国农民的“第三次解放”，并将加速中国发展，同时推动构建和谐社会。(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