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表示，“四农”问题本质上是“一国两制”问题，即中国于1950年代建立的城乡两种不同身份居民的制度安排，让农民工处在一个“既不着（农）村，也不着城（市）”的环境里，使农民工个人收入转移支付、个人及家庭的公共服务形成一个巨大缺口。进入21世纪后，中国在第十个五年规划中首次明确要促进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并提出每年800万的目标。但政策上的“绿灯”尚未解决本质上的“一国两制”问题，农民工问题因此日益凸显。胡鞍钢认为，中国沿海地区也是农民工主要聚集区，应该率先完成“一省（市）两制”到“一省（市）一制”的转变，进而推动实现“一国一制”。他呼吁沿海地区要让农民工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并分享成果。胡鞍钢表示，解决“四农”问题的最终目的就是使农民工成为市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它将成为继土地改革、“大包干”之后中国农民的“第三次解放”。（3月2日农业部网站）
胡鞍钢强调农民工问题、强调城市化的重要性没有错，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三农”问题，既有城市化道路由于历史和现实政策的原因受阻的问题，也有农村资源单向度向城市流动造成农村大量“失血”的问题。农村的存款、农村的人才、农村的资金，几乎都是单向度地向城市流动，而城市只有极少量的财富通过购买农产品流向农村。但那少量的资金很快在巨大的人海里分散殆尽，平均每个农民真正到手的寥寥无几。稍微富裕起来的农民都逐渐、依次向小城镇、中等城市和大城市购房置业，却很少有大规模资金流回农村购房置业，因为相关政策禁止城市居民在农村购房，不仅阻断了千百年来“告老还乡”的中国文化传统，也阻断了大笔资金回流农村的道路。
土地问题也类似。今天已经有很多人在关注农民的增产增收问题，但在七个农民为三个城市居民生产农副产品的条件下，不论是农副产品的价格提高，还是农副产品的增收，对农民实际收入的增加意义都不大。特别是还得时时警惕增产后导致价格下降“谷贱伤农”增产不增收的问题。
所以，解决农民问题要有城乡一体化的大思路，任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都不可能解决问题，甚至适得其反。农民的富裕和解放，只有通过农业产业化、向城市转移大量农村人口来实现，增产问题、农业结构调整问题，乃至于农村民主制度建设和乡镇机构改革问题，都只是暂时性的、表面上的问题，不可能根本性地解决问题。
笔者以为，不管是“三农”也好“四农”也罢，想根本性解决农民问题，是否应从两个大方面入手：一是“里应外合”解决农业产业化规模化问题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中的市民化问题。前者要求改革和完善土地制度，通过土地私有化或者“永租制”完善土地产权，以此促进土地自然流转，促进农民向市民转变，促进城市资本向农业投入，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的效益。
后者则要求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公民自由流动不应有户籍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障碍。
二是建立无歧视、无障碍的城乡统一大市场，取消各种阻碍城乡自由交易的政策壁垒，不管其出于多么高尚的目的。以此理顺少量城市居民向乡村“回流”的道路，提升乡村的社会和财富品质，并最终达到缩小城乡差距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