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一个战争频仍的世纪，但更是科学发展的时代。科学不再是只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它也成了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2001年美国自由论坛组织美国公众投票，评选20世纪世界100条重大新闻
。评选结果中，科技新闻所占的比例最高，高达37%；而体育和娱乐两类新闻加在一起才3%。西方公众对科技的评价是极其高的。形成对照的是，英国《自然》杂志的一个编辑曾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做过调查，发现惟有中国人对科学事件的评价在各国中最低，远远不及印度人。  

　　一、 需求：科技记者能提高公众科学素养

　　中国公众对科学事件的不关注，原因复杂，但跟他们的科学素养水平不无关系。何为科学素养(Scientific Literacy)？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它被概括为三个组成部分，即对于科学知识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对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对于科学技术对社会和个人所产生的影响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

　　我国公众整体科学素养现状不容乐观。2004年5月20日《科技日报》公布了我国第5次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的结果。这是中国科协继1992年、1994年、1996年和2001年之后，于2003年按照国际通用方法，对全国(除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外)18岁-69岁成年公民科学素养进行的最新一次调查。调查显示：我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达到1.98%，比2001年的1.4%增长了近0.6个百分点，比1996年的0.2%提高了近1.8个百分点。与历年相比，虽然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稳步提高，但同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距离，处于落后地位。早在1985年美国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为5%，到1990年时，已经达到6.9%。此外，在对18个国家公众对科学知识了解程度的调查显示，我国名列最后，仅18%；瑞典第一，高达70%。

　　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已是刻不容缓。第三届世界科技记者大会通过的《巴西宣言》认为，科技新闻在提高全社会的科学素养方面具有关键作用。的确，公众对健康和安全的理解、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动力、新技术的应用都离不开它。消灭公众科学赤字、提高公众科学素养都有赖于强化媒体对科学技术的报道。要让媒体成为科学和外行民众之间的信使，最重要的是要拥有一批称职的科技记者。他们是记者中的专家，是科技界与公众间的桥梁，是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传播与普及的重要力量。他们不仅让公众更多地了解最新科技动态；还可以让公众理解科学思想，使他们能以科学的模式理解世界，从内心深处拒绝愚昧思想。

　　二、 现状：我国科技记者“结构性缺失”

　　在目前我国，与其他专业类型的记者相比，科技记者呈结构性缺失状态，不仅数量不多，而且职业水平不高。从思想层面而言，很多记者难以实事求是，浮躁、虚夸、跟风、炒作，甚至越过了职业道德底线来传播伪科学；成为“肮脏的信使”，使得科学界很不满。从技术层面而言，他们主观或客观地误读了科学界，导致虚假信息的传播；单纯追求轰动效应，不从多个信源求证，从而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士所利用；行文中术语堆砌，深奥难懂，让人难以产生兴趣。这从以下的一些典型事例中可窥一斑。

　　1、 关于SARS的是是非非

　　2003年7月12日，在“灾难与科普”高层论坛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首席科学家曾光意味深长地把SARS称为“阴谋家病毒”，指出这些“阴谋家”能暴发流行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信息传播渠道不通畅，给它的传播造成可乘之机。这一是因为媒介科学素养的缺乏。“当SARS病毒迅速传播的时候，我们主要的报纸在科学普及方面几乎毫无准备”，这是相关研究人员选取4份代表性报纸，并对它们在2003年4月份有关SARS的报道和科普文章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①。二是因为“在公共卫生领域很缺乏高水平的专业记者”②。专业素质不高使记者在报道中容易满足于一知半解，使传递的信息不准确；此外造成鉴别能力差，从而无法形成自己的观点。

　　2003年11月，国内的某些媒体科学素养不足的“软肋”又一次被SARS击中。据新华社报道，我国基本完成SARS病毒灭活疫苗临床前研究的消息公布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同时由于一些不实宣传也引起了公众的误解，监管部门不得不出面进行澄清。 有关的基本信息有两点：SARS病毒灭活疫苗临床前研究的完成，这只是仅仅意味着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被初步确认，真正通过临床研究并广泛应用于普通人群还需要一定的周期。进行SARS疫苗研制的，只有指定的两支科研攻关队伍和几家自发地开展研制的单位。我国从未向社会招募接受SARS疫苗临床研究的志愿者。而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下，信息被如此“演变”——SARS疫苗已经研制成功，可以广泛接种；国内共有200多家单位进行SARS疫苗的研制；一些地方正在招募志愿者接受疫苗临床试验，乃至试验者要接触SARS病毒。对照之下，这些报道完全是一种没有根据、耸人听闻的误导。

　　2、 炒作和冷落的两极悬殊

　　2004年1月13日，位于湖南的国家杂交水稻中心收到了从以色列沃尔夫基金会传来的一个喜讯：2004年度沃尔夫农业奖由该中心73岁的袁隆平先生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塔克斯莱(Steven Tanksley)分享，以表彰他们“对杂交水稻所做出的开创性研究和发现杂交优势的基因原理”。③该奖评审委员会称袁隆平“是现代农业研究史上一个科学巨人，他对世界性的食物生产产生了极大影响”。

　　沃尔夫奖是具有极高学术声望的多学科国际奖。在袁隆平之前，还有几位华人科学家获得过沃尔夫奖，如被誉为“物理学第一夫人”的吴健雄获得1978年颁发的首届沃尔夫物理奖；陈省身先生获得了1983年沃尔夫数学奖；曾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和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的植物学家杨祥发获得了1991年沃尔夫农业奖。不过，吴健雄获奖时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陈省身获奖时是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杨祥发获奖时是在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而袁隆平的工作是在中国本土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袁隆平的获奖显得更加可贵。

　　按理说，有中国科学家获得如此殊荣，国内媒体似乎应该大加报道才是。但是，除《湖南日报》次日刊发了一则不到300字的短讯外，国内主要媒体普遍反应迟钝。这和中科院地质所刘东生先生荣获2002年度泰勒环境奖时的情形有些相似：媒体再次冷落科学大奖。《南方周末》2001年12月20日的报道《海外学子获大奖 国内媒体太冷落》也显示了这一点。对在各自领域内获得最高奖的科技人员，我国媒体反应之冷淡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对比之下，想到了2001年媒体对“基因皇后”的热炒。陈晓宁携带三大“基因库”回国的消息当时刊登在一些媒体的显著版面，文中称这位“副教授”为世界顶级生物学家。

　　炒作不能炒作的，冷落不该冷落的。在科学研究上没有同行公认的贡献的人，会被我们追捧有加；而对脚踏实地取得真正成绩的人，我们却不理不睬。不由得让人发出疑问：我们的媒体究竟要树立什么样的科学家形象？

　　3、“求怪”科技报道的泛滥

　　为了追求轰动效应，一些媒体在进行科技报道时，不以“倡导科学、服务社会”为指南、而是“宁求其怪、不求其真”。“换头术” 的报道就是一例。

　　《新闻记者》杂志评选的“2001年中国十大假新闻”中，有一条假科学新闻，即《北京青年报》发表的关于换头术的新闻。其实该报已经是第三次发表这类新闻了。1998年该报在“前沿新知”版头条发表新闻《换头术：我是谁？》，报道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获得前苏联换头术的技术，到伊丽莎白.泰勒预付3.5万美金要求在她死亡之时割下其头颅冷冻，然后是瑞士成功地将一男性头颅接在一位女性身躯上成活的最新消息，宣称这是人类医学史上的光辉一页。《作家文摘》转载后传遍全国，当时没有看到一篇揭露其假的文章。当年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的“科普文选”第三期，头条便是《震惊世界的换头术》。1999年，《北京青年报》的“前沿新知”，又用一个整版的图文报道该报一年半前就已刊登过的“新闻”：《伊丽莎白.泰勒大脑移植已交定金》。2001年该报又发表了美国医生怀特换头手术成功的消息。

　　据考证，国内有关换头术的报道都是编译文章，来源于美国的《每周世界新闻》。旅美华裔学者方舟子曾说：“《每周世界新闻》这家报纸的名字听上去很严肃正经，其实是美国六家著名的‘超级市场小报'之一，以捏造稀奇古怪的假新闻博人一粲为业......可笑的是，美国小报上的这类一见即知其伪的搞笑假新闻却频频被当成真新闻出现在中国大小报纸上，而且流传颇广，真要让人怀疑中国这些报纸编辑是不是被人做了‘换头术'，不知道用自己的大脑思考了。”④

　　三、对策：多方合力培养职业科技记者

　　专业的科学信息对于外行公众来说，实在是晦涩难懂；惟有具备理性的态度、严谨的精神以及良好的职业技能的科技记者才能成为沟通二者的桥梁。在此过程中，科技记者最应该避免的是对科学的“误读”，夸张、曲解、误传乃至杜撰信息。但是，从实践中看，这种“误读”又是广泛存在的。对此，陈力丹先生总结过三种原因：传媒对科学报道的误读，一是传媒界和科学界存在不同话语体系造成的，一定程度上难以避免；二是记者缺乏科学素养；三是利益驱动下记者不遵循职业道德⑤。

　　笔者认为，解决之道是培养职业科技记者，他们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和职业道德，能深入采访、虚心求教，自己就成为“专家”；他们在报道时讲求权威来源，做到实事求是、慎重评价；他们在写作时讲究报道艺术，能讲清专业术语，深入浅出，能像写“十万个为什么”一样写稿。该如何培养这样职业的科技记者呢？应该多管齐下、多方合力，通过以下途径来实践。

　　1、给予学习机会 加强专业素养

　　写科技新闻，自己要先成为“专家”。美国著名的科学记者沃尔特·沙利文，多次到南极采访，在地质学、天文学、物理学方面造诣颇深。专业素养不够，报道就有所偏颇。这在杜邦“特富龙事件”中表现得很明显，在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的事件中，没有认真、小心求证。

　　2004年7月8日，美国国家环保署宣称，杜邦公司没有及时向其提供有关“全氟辛酸铵(PFOA)”对人体健康或环境风险的信息，违反了“有毒物质控制法”和“资源修复法”的规定。PFOA是制造含氟聚合物等化学品(包括在不粘锅上广泛应用的“特富龙”涂层)的一种助剂。此事随即被国内媒体纷纷报道，诸如“杜邦特富龙涂层可能致癌”、“‘杜邦制造'有猫腻不粘锅伤人于无形”、“杜邦有害物质‘入侵'京城不粘锅”，乃至“家有不粘锅最好暂时别用”等。这使得杜邦特富龙涂层产品很快遭遇一场信任危机。在新浪的调查中，截至7月12日网友已投的2000多票中，约有60%称不会继续信赖和使用杜邦的产品。其实据美国大报《今日美国》7月8日报道，美国环保署在公布对杜邦的指控的同时，特别指出该署并不认为特富龙及其他相关产品是不安全的。而杜邦在此后发表的声明也称，“这不是一个有关我们产品安全性的问题，而是有关行政汇报程序的问题”。对此一位科技记者感叹说：“国内媒体在报道此事时，出现了很多偏差。一些媒体的同行恐怕没有去阅读美国环保署和杜邦的新闻稿原文，也没有就此事进行相关采访，就轻易地使用了诸如‘有毒锅'一类的字眼，弄得公众不知所措。”⑥

　　提高专业素养的途径，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

　　一是在招聘科技记者时，应选择那些科学素养较高的候选人。对此，大专院校不妨设立科普专业，培养专门人才。2003年新华社曾有报道，为了遏制国民对科学技术关心持续减退的趋势，日本文部省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倡议，成立专门的研究生院培养科普人才。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要想生存下去，对科学技术的基本理解不可或缺，然而日本国民和欧美诸国的国民相比，对科学的关心相对少，对科学的理解和认识也不够深入；有必要培养科普人才，在公众和科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对此，《中国青年报》曾刊登评论，呼吁中国应响应日本“培养科普研究生”的倡议。

　　二是国家有关部门、媒体、基金会等应联手给予在职的科技记者进修提高的机会。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奈特科学新闻学者奖”是一个面向全球科学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培训项目，如今已经进入第23个年头了，项目的“买单者”是奈特兄弟基金会。《南方周末》的科学记者李虎军曾入选为2003～2004的“奈特学者”，据他介绍：每个星期，奈特项目都要组织两次讨论会，主讲人大多是MIT或哈佛大学的教授，这些来自不同学科的教授主要为来进修的记者做科普。在美国，新闻记者有很多类似的进修机会；遗憾的是，目前国内这样的机会太少。只有《财经》杂志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合作于1999年启动的“《财经》杂志奖学金”项目，该项目每年资助10名青年财经记者、编辑到北京大学进修，但学习期限只有3个月。

　　2、科学界和传媒界应互动合作

　　一位老科技记者曾感叹道：“我做了一辈子新闻工作，有近30年是在与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打交道。在漫长的记者生涯中，有欢乐，也有苦恼，其中之一就是真科学家的矜持与假科学家的张扬所带来的困扰。”⑦科技报道涵盖的范围广泛，单凭科技记者一己之力是远远不能胜任的。因此，科学界和传媒界应加强互动合作。一位巴西学者就曾认为：科学的社会化传播，离不开新闻记者与科学家的不断交流和沟通，也离不开知识的民主化和新技术的普及；只有调动科学家积极参与科学传播，和记者学会正确传播科学，科学才能真正服务于社会⑧。

　　首先，科技人员不能在功利的驱动下，利用传媒来谋求个人利益。在医药卫生方面，有过不少轰动一时的成果报道，如“一个实验室一年完成全部人类基因组测定”、“5年完成全部人类器官的复制”、“我国首个‘脑死亡'标准出台”等，让人啼笑皆非。这些其实不能完全归罪于新闻界；在某种程度上，科技人员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科学写作促进委员会理事多罗西·纳尔金在《出售科学》一书中指出，“科学家应该成为消息的客观来源，而他们远远不是。他们积极寻求有利于自己的报道，利用公众的激情，作为支持研究的砝码。”

　　其次，科技人员应该以对真理、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致力于科普。爱因斯坦一生热衷于科普，他曾精辟地道出了科学对于人类的深刻影响：“科学对于人类事务的影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大家熟悉的，科学直接地、并且在更大程度上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种方式是教育性质的——它作用于心灵。”因此，科技人员应主动和传媒界沟通合作，引导、帮助我们的科技记者，让中国媒体上出现更多、更精彩的科学报道和科普节目，积极促进公众理解科学。

　　再次，科学界在举办一些活动时，应为记采访提供方便。这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是《科学》杂志的出版者，AAAS的年会是科学界的一个重要聚会，近年来每次年会都能吸引数千名科学家和上千名科学记者参加。AAAS年会对新闻界非常友好，为记者的采访尽可能地提供了方便。譬如AAAS有若干个分会场和学术报告，很容易找不着北；于是AAAS公共项目部每天都安排了几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参加。采访AAAS年会的有很多从事科学报道的自由撰稿人，而在国内没有记者证的全职记者也未必能有类似的采访机会。

　　当然，科技记者也不能对科学家产生迷信，对有关科学家进行报道时，要注意同时报道其他科学家的评论，尤其是参与相同工作的一流科学家和国外专家的评论，这样会使报道更加客观。记者在聆听科学家对科学技术专项问题意见时，最重要的是听内行专家的意见。

　　曾获得诺贝尔奖的白川英树先生认为：“在这个科技迅猛发展的社会里，大众是需要科普知识的，而媒体是传播科普知识的最好的渠道，所以进步的社会需要科学报道和科学记者，这是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准。”⑨ 面对我国公众科学素养水平低下、一些愚昧现象还层出不穷的现状，应加快培养职业科技记者的步伐，让公众理解科学，拒绝愚昧。

　　【注释】

　　①张东操：《科学传播遏止病毒传播》，《中国青年报》，2003-07-23，第5版

　　②孙自法：《中国公共卫生报道缺乏专家型记者》，中国网，2003-07-13

　　③李虎军：《袁隆平获得沃尔夫奖随想》，科学人网，2004-02-08

　　④丁刚：《中国媒体是谁的喉舌》，人民网，2004-06-09

　　⑤陈力丹：《论传媒对科学的误读》，中华传媒网，2003-07-21

　　⑥李虎军：《杜邦“特富龙”到底安全否？》，《南方周末》，2004-07-16 ，民生版

　　⑦周文斌：《科技记者的苦恼》，《科技日报》，2004-03-11

　　⑧【巴西】路易斯·维克多维利：《第三世界国家的科技传播》，《国际新闻界》，2001.6 ,第12-14页

　　⑨陆光元：《诺贝尔奖得主白川英树：社会需要科学记者》，千龙新闻网，2004-04-16

　　（作者：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2004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