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森
1933年生于印度桑蒂克尼坦曾就读于加尔各答大学、剑桥大学。
1959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 (1933-)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印度人,由于他对福利经济学几个重大问题做出了贡献，包括社会选择理论、对福利和贫穷标准的定义、对匮乏的研究等作出精辟论述，荣获诺贝尔经济奖。
阿马蒂亚·森，1933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湾，195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后先后在印度、英国和美国任教，1998年离开哈佛大学到英国剑桥三一学院任院长，他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写过人类发展报告，当过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
解决"投票悖论”
阿马蒂亚·森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四项主要贡献之一,是解决了名为"投票悖论"的问题。这问题可以用包括三个人物和三项选择的例子来解释。假设人物１选择是ａ，其次是ｂ，最后是ｃ；人物２的选择顺序是ｂ、ｃ、ａ；人物三是ｃ、ａ、ｂ。他们的选择可以表示为：就人物１和３的组合而言，ａ的选票多余ｂ；但在人物１和２之间，ｂ的选票多于ｃ；在人物２和３之间，ｃ的选票多余ａ。这里出现一种投票悖论，破坏得多数票者获胜的规则。投票悖论对公共选择问题显然是一种固有的难题，所有公共选择规则都不能避开这个问题。
阿马蒂亚·森建议的解决方法实际上非常简单，假设将人物１的选择中ａ和ｂ的项目互掉如下：３－ｃａｂ，２－ｂｃａ，１－ｂａｃ。
现在ｂ胜过ｃ（人物１和２），ｃ胜过ａ（人物２和３），而ｂ也胜过ａ（人物１和２），投票悖论已告消失，惟有ｂ获得大多数票而获胜。阿马蒂亚·森在以上的例子中察觉，所有人物均同意ａ项并非最佳。因此，理应可将这种论证伸展至符合以下三种条件中任何一种选择模式：（１）所有人物同意其中一种选择不是最佳，（２）同意某一项不是次佳，或（３）同意某一项不是最差。至于有四项或四项以上的选择情况时，每个包括三项选择的子集合须符合这三种条件之一。这就是阿马蒂亚·森著名的价值限制理论，它产生的结果是得大多数票者获胜的规则总是能达成唯一的决定。
引入“个人选择”
他的第二个主要贡献，就是引入了个人选择的概念，令公共选择理论内容更丰富。除了社会上可供选择的元素外（譬如政府的税收政策），他印入私人方面的元素（譬如个人利得）。私人元素的排列全由这些元素的拥有人来评估，这种情况与社会元素是有所不同的。他证明了，在尊重个人权益与做出集体决定之间，有基本的矛盾存在。换言之，没有一个集体决议机制能与尊重个人并存。
挑战“不可能定理”
阿马蒂亚·森克服了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衍生出的难题，在这方面充分显示出他的睿智。他的另一项贡献是关于如何比较人际间的满足水平。
以前的学术文献主要提出了两种处理方法，而阿马蒂亚·森对这两种方法均具贡献。其中一种方法是，就阿罗所定出的四个假设（公理），逐一地加以放宽，并考察放宽的后果。这些公理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更好的做法是增加它们的信息内容。阿罗假设不可将不同人之间的满足程度互相比较，但阿马蒂亚·森却引入满足感的可度量性和可比较性。他和其他学者证明了，如果可具备更多的信息，实在可以扩展合理的社会福利函数的范围。一旦个人的满足水平可视为人际间可比较的，则你已可以做出不同种类的社会评价。
阿马蒂亚·森的主要代表著作：
《技术选择》（Choice of chniques,1960）
《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1970）
《论经济不公平》（On Economic Ineguality,1973）
《就业、技术与发展》（Employment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1975）
《贫穷和饥荒》（Poverty and Famines,1981）
《选择、福利和量度》（Choice Welfare and Measurement,1982）
《资源、价值和发展》（Resources Value and Development,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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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其贡献评介
天津财经学院国际贸易系 纪 昀
近日，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揭晓，印度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因其对福利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的突破性贡献而获此殊荣。瑞典皇家科学院审核委员会在给阿马蒂亚·森颁奖的颂词中指出：“他对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研究作出了许多关键性的贡献，其中包括公共选择的一般理论、福利与贫穷的指标以及对饥荒的实证研究等方面”。阿马蒂亚·森1933年出生于印度的桑蒂克尼坦，1953年获加尔各答大学文学士学位，1955年前往英格兰攻读剑桥大学的另一个学士学位，1959年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71年起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1977年起任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70年代末转教于美国哈佛大学。今年1月又转往英国剑桥大学，担任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院长。
国内经济学界对森的介绍较少，但实际上自70年代以来，森在西方的福利经济学界、哲学和伦理学界就已经是名声显赫，他曾被英国著名传记学家马克·布劳格列为20世纪百名经济学巨匠之一，世界著名的澳洲福利经济学家黄有光在其经典著作《福利经济学》一书中也不下数十次地引用森的有关文献，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坎南早在1994年就预言森必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阿马蒂亚·森的主要学术贡献
(一)挑战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
阿马蒂亚·森克服了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衍生出的难题，从而对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阿罗指出，多数规则(majority rule)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在实际决策中往往导致循环投票。
例如，有A,B,C三人针对X,Y,Z三种选择方案进行投票，其投票次序如下表：
表1---投票悖论
投票者 对不同选择方案的偏好次序
A x y z
B y z x
C z x y
在得多数票获胜的规则下，每个人均按照他的偏好来投票。不难看出，大多数人是偏好x胜于y，同样大多数人也是偏好y胜于z。按照逻辑上的一致性，这种偏好应当是可以传递的(transivity)，即大多数人偏好x胜于z。但实际上，大多数人偏好z胜于x。因此，以投票的多数规则来确定社会或集体的选择会产生循环的结果，这就好象一只狗在追自己的尾巴，会没完没了地循环下去。结果，在这些选择方案中，没有一个能够获得多数票而通过，这又被称作“投票悖论”(the voting paradox)，它对所有的公共选择问题都是一种固有的难题，所有的公共选择规则都难以避开这种两难境地。
那么，能不能设计出一个消除循环投票，做出合理决策的投票方案呢？阿罗的结论是：根本不存在一种能保证效率、尊重个人偏好、并且不依赖程序(agenda)的多数规则的投票方案。简单地说，阿罗的不可能定理意味着，在通常情况下，当社会所有成员的偏好为已知时，不可能通过一定的方法从个人偏好次序得出社会偏好次序，不可能通过一定的程序准确地表达社会全体成员的个人偏好或者达到合意的公共决策。
阿罗的不可能定理一经问世便对当时的政治哲学和福利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甚至招来了上百篇文章对他的定理的驳斥。李特尔、萨缪尔森试图以与福利经济学不相干的论点来驳倒阿罗的不可能定理，但又遭到肯普、黄有光和帕克斯的反驳，他们甚至建立了在给定个人次序情况下的不可能性结果。事实上，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经受住了所有技术上的批评，其基本理论从来没有受到重大挑战。
森针对阿罗不可能定理发起的挑战充分显示了他的睿智，他所建议的解决方法其实非常简单。森发现，当所有人都同意其中一项选择方案并非是最佳的情况下，阿罗的“投票悖论”就可以轻松地迎刃而解。比如，我们假定所有人均同意X项选择方案并非最佳，这样上面的表1就变为下表：
表2---投票悖论的解决
投票者 对不同选择方案的偏好次序
A y x z
B y z x
C z x y
在对X和Y两种方案投票时，Y以两票对一票而胜出于X(YX);同理，在对X和Z以及Y和Z分别进行投票时，可以得到Z以两票对一票而胜出于X(ZX)；Y以两票对一票而胜出于Z(YZ)。这样，YZ→ZX→YX，投票悖论就此宣告消失，惟有Y项选择方案得到大多数票而获胜。
森把这个发现加以延伸和拓展，得出了解决投票悖论的三种选择模式，即（1）所有人都同意其中一项选择方案并非是最佳；（2）所有人都同意其中一项选择方案并非是次佳；（3）所有人都同意其中一项选择方案并非是最差。森认为，在上述三种选择模式下，投票悖论不会再出现，取而代之的结果是得大多数票者获胜的规则总是能达到唯一的决定。
(二)创建全新的福利与贫穷指数(index of welfare and poverty)
为了比较不同国家的福利分配和一国国内的福利分配变化，就需要构建一种能够衡量在福利与收入方面所存在的差异的专门化指数。这也是社会选择理论的重要应用，因为这种指数的建立是基于代表社会价值的福利函数的基础之上的。阿马蒂亚·森可以说是在这一领域作出巨大贡献的第一位经济学家，他认为传统的贫穷指数---以一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份额(H)作为衡量指标的做法存在很多的缺陷。首先贫困线的确定缺乏足够的理论基础，多多少少带有些武断性；其次，它忽视了贫穷群体内部的不同贫困程度，因而即便在贫穷群体的收入水平有较大的提高但仍低于贫困线以下时，传统的贫穷指数就难以反映出其收入水平的变化。
为了弥补这些不足，森在构建贫穷指数的过程中，首先阐明了描述收入分配的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和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之间的关系，并给出了社会对不同收入分配的偏好次序。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贫穷指数，即P=H·[I+(1-I)·G],其中G为基尼系数，I为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处于0和1之间，G和I均针对处于贫困线以下的贫穷群体计算得出。
在对福利指数的研究中，森认为一些常用的指数（如人均收入等）仅仅反映了多数人生活状况的平均数，而忽视了福利分配的状态，即难以科学地反映出许多人仍然一贫如洗的事实。森提出了全新的福利指数，并在该指数的创建中采取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方法，使对重要经济问题的讨论重新回到道德伦理方面，这也是森在研究方法上的重大创新。森对福利一词的理解是：创造福利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它所带来的那些机会和活动(opportunities and activities)。而这些机会和活动是建立在个人能力（capabilities)的基础上，因而福利的实现又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比如拥有房屋、食品、健康等，森认为所有这些因素都应当在衡量福利时加以考虑。森的这一创见受到国际发展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他不但将此溶入到“森福利指数”的创建中，而且许多世界著名的福利指标，如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The UN's Human Development Index)，都是本着这一精神创建的。
(三)对饥荒形成机制的实证研究
森通过对1940年以来发生在印度、孟加拉和非洲撒哈拉沙漠贫穷国家的数起灾荒的实证研究中，得出了饥荒形成机制的根本原因。在他1981年出版的重要著作《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他批驳了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发生饥荒的主要原因是食物短缺或发生干旱或洪水等因素的传统论调。森认为，事实上在大多数发生饥荒的年度，发生饥荒的国家不但有充足的食品供应，甚至食品生产较前一年度有较大增长并对外出口的情况下，人们仍面临着饿死的威胁，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获得享用食品的能力（capabilities)，即他们没有进入食品市场的购买力。森对于饥荒问题所作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他对饥荒形成机制的解释，而要彻底理解饥荒的形成机制，就要仔细分析不同的社会经济因素如何影响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并如何决定其福利得以实现的机会和能力。比如，在1974年发生在孟加拉国的饥荒，就是由于该国发生水灾造成食品价格飞涨，农民的工作机会锐减，其实际收入也大幅下降，导致这一群体得以实现其福利的能力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更容易遭到剥夺。森通过对近年来发生的一些特大饥荒的环境条件和形成机制的审慎考察，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可以说当今发展经济学界不折不扣的“政治经济学”。
二、阿马蒂亚·森获奖的启示
(一)贫困问题的研究正再次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要课题。
半个世纪以来的全球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取得长足的进步，这固然是和经济学家们的贡献分不开，但在满足整体数量增加的同时，却忽略了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分配，贫穷问题依然是困扰全人类的主要问题。尽管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已经意识到贫困问题的重要性，也作出了种种努力，但由于国家种种开支造成的财政困难，使得贫困问题的解决依然步履维艰。有关数据表明，全球贫困人口仍维持在近20亿的水平，与60年代相比，除人口增加带来的贫困人口比率下降以外，绝对数几乎没变。在经济学家还沉浸于种种假设所带来的近乎完美的结论时，它背后的贫困问题却往往成为被经济学遗忘的角落。印度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获奖，预示着贫困问题又重新回到了经济学研究的议事日程上来，并终将恢复其本身应具有的重要地位。
(二)经济学的研究亟需方法创新
近年来，代表经济学研究最高水平的国际性经济学杂志往往通篇充斥着纷繁的数学公式和博弈矩阵，过于注重经济问题的技术性分析，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经济学的“经世济民”的最高职能。
当代经济学秉承了亚当·斯密关于所谓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却忽视了斯密对情感和行为的伦理分析，以这种角度去狭隘理解关于近代经济中人类的观点，导致经济学一味地屈从于人性的自利，甚至还大大加以讴歌赞颂，这可以说是当代经济理论的主要缺陷之一，也是许多理论之所以走到尽头的根本原因。其实，在当代经济学中，无论是博弈论中的囚犯两难困境，还是凯恩斯的合成谬误，都说明了个体的理性行为可能造成社会群体的非理性行为。因此，许多经济学家所倡导的基于“看不见的手”的自由主义原则是否真能奏效，是很值得怀疑的。
阿马蒂亚·森作为世界著名的唯一女性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的学生，深深感受到了其老师由于倡导规范分析而遭受到的不公正的学术待遇。这对森的研究方法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一方面为了进入主流学派，使自己的学术观点能够得到承认，其许多著作中也不乏高深的数学公式；但另一方面他秉承了罗宾逊夫人的规范分析传统，在国际经济学界日益呈现数理化研究倾向的同时，更加侧重于经济问题的规范分析，并且其许多理论是采用了经济学与哲学和伦理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当今世界尚未解决的许多实际经济问题给予了莫大的关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经济学的经世济民职能。森在研究方法上的这一重大创新受到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高度评价，也受到了同行经济学家的一致赞扬。
注：本文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原名为《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9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