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最近北京“两会”的经济政策的言论，略有新意(国内是新，外间是旧)的是提到民工荒或增加劳动力工资，会逼使工厂精益求精，提升质量
张五常(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1997年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一职位是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
最近北京人大与政协会议，经济政策是主要课题。从报道中我联想到一些现象，也得到一点启示。
首先要说的，是直觉欠佳的政策，相信什么不对改之可也。经济学教的呢？是分析牵一发可以动全身。举个例，香港在二战后，从内地回归的市民与难民甚众。战争损毁的房屋甚多，租金暴升，回归的旧市民大叫大嚷，怎么办？政府于是仿效纽约，推出租务管制，把租金规定不能超于战前的。这是头痛医头。经济分析说，租务管制会导致房屋失修，业主与住客大打出手，重建有困难(因为不能容许业主强迫住客迁出)，建造楼宇的投资意图会减少。至于后来这租管导致天台木屋的僭建，则经济学大师也不容易事前预料也。
解决屋荒的唯一可取办法，是让市场增加房屋供应，但租管的效果适得其反。于是，政府迫着要亲自投资建造公屋，廉价租出。后来这又发展成为居屋，再后来董建华先生索性提出每年建屋8.5万，闯了祸。战后(1945)推出的租管怎样呢？说是暂行一年，跟着加一年，加后再加，加得几加懒得加来加去，索性不说取消就作为存在了。跟着二十多年这租管的法例改了三十多次，而全部取消只是去年才实现。
上述租管引起的现象，除了天台木屋多如天上星这个世界奇观，其他的一个有道的经济学者可以事前准确地推断出来。能知半日事，富贵万千年，如果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不良效果能预先知道，政府可能不会施行租务管制。有时政府明知政策效果不佳，但因为压力团体的左右，或自己的切身利益，还是推出去。这是无能或无良的政府了。
这就带来两个问题。其一是政策导致的间接效果，或副作用，是否要读过经济学才可以事前推断呢？答案是否定的。一些人对经济效果的推断不学有术，没有学过也深知牵一发而动全身之理。对这些人来说，经济学的教育会增加他们分析的精确性，因而增加了信心，但政策的多方面效果，他们可以只凭直觉的推理就知得七七八八。这种直觉感受的或优或劣，显然与智商没有多大关系。天才如爱因斯坦，对经济效果的感受一无是处。
第二个有关的问题是：一个对经济学下过多年功夫的人，对政策效果的推断是否一定有过人之处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好些经济学教授，学术文章写得似模似样，发表了不少，但推断只能用个“蠢”字来形容。
数学方程式写得漂亮是一回事，把什么变量放进去是另一回事了。后者要讲直觉，而直觉运用得宜要懂得怎样处理简单的理论——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只要感受好，也懂得掌握的那一种；也要讲经验，而经验则要靠多读历史，多观察不同行业与不同地区的经验，要观察入微。
纵观最近北京“两会”的经济政策的言论，略有新意(国内是新，外间是旧)的是提到民工荒或增加劳动力工资，会逼使工厂精益求精，提升质量。很有点西方所说的(是错的)效率工资理论的味道。就算这理论没有错，其假设是由雇主选择提升工资，不是让政府以政策强逼提升。跟着而来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间接不良效果，罄竹难书也。
“两会”使我想到另一个现象。那是经济增长可观的国家，不少倾向于福利经济那方向走，饱暖思扶贫也。这绝对不是肤浅的现象。没有谁会反对帮助那些真的需要帮助的人：天生有严重缺陷的，伤残而不能工作的，孤而无亲或老而无靠的，我们都应该帮助。除了这些，我们对生活无着的只应该协助他们自力更生，鼓励他们考虑不同的职业选择。
西方施行的福利经济——例如最低工资、工会保护、劳工法律、综援政策、社会医疗等——搞得一团糟，北京不可能不知道。近在眼前的香港，当年的港英临别秋波，为了吃最后的晚餐而搞起福利经济，对经济活力的损害有目共睹矣。
不一定经济起飞就会见到福利经济大幅上升的。香港在二战后三十多年，除了廉租屋的供应，一些公立医院，一些公立学校，大致上守得住福利经济的诱惑。只是上述的最后晚餐乐善好施，加上那所谓政制改革，吃政治晚餐的压力团体群起而出，才导致今天不伦不类的混合制度。政府对教育的资助不知上升了多少倍，但学子的语文水平节节败退。医管局的支出如天文数字，公立医疗服务有改进，但政府养出来的私人挂牌的医生却大叫救命。
今天中国农民的生活需要改善大家都知道，但我到过的地区(到过不少，而摄影要找穷乡僻壤)，农民的生活可不是我们听到或读到的那样苦。农民应该守得住，让工业的发展与普及逐步改善他们的生计。回头看过往十年的发展，如果再继续十年，我再去摄影农民会有钱请吃饭。为什么今天北京那么着重福利政策呢？
从自己历来很少出错的直觉看，理论与地区的发展加不起来有两个可能的解释。其一是糊涂得很，或对或错与或左或右的互相矛盾他们搞不清楚。其二是聪明得很，把中央与地区分开处理，反映着一套新的改革大方案正在筹划中。这些是北京“两会”给我的重要启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