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最近刊登一组系列文章，就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全球影响力和军事实力等方面作了对比调查，并得出结论：从衡量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每个尺度来看，中国都做得较好。为此，印度正试图效仿中国寻求发展之路。这组系列文章的要点如下：
两国发展的差距明显
相隔几年重访北京或上海，你会对眼前的变化感到目不暇接。走出新机场，新的高速公路就把你带进市区。路边不时出现一些新的高楼大厦，以前熟悉的建筑物似乎在水泥丛林中消失了。中国部分地区也许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建筑高峰期。
而回到德里或孟买，却一切依旧，令人有点沮丧。机场惟一的变化是拥挤的移民大厅里的排队系统有所改善。通往市区的道路即使在夜里也严重堵车，卡车上印着“请鸣笛”的标志。在交通堵塞的路段，残疾人和怀抱婴儿的年轻母亲隔着车窗乞讨。也有一些新的建筑物或新的公路，在德里，还出现了一条崭新的地铁。但是，正当邻国发生日新月异变化的时候，印度从外表看几乎仍然是老样子。
从“千年角度”研究两国情况的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认为，两个世纪前，中国略富于印度，但自那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比印度穷。按1990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印度人均国民收入从1820年的533美元增长到1913年的673美元，而中国却从600美元跌到552美元。到1950年，印度人均国民收入是619美元，而中国只有439美元，尽管从绝对数字看，中国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仍然排在印度之前。自那以后的每个十年中，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都超过印度。
这一发展的一个结果是，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印度的人口和GDP在世界总人口和总GDP中所占的百分比基本保持不变。而中国的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4降到1／5。在20世纪里，中国经历好几次严重的自然灾害，在1958年至1961年又经历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的饥荒。自1980年起，严格控制生育的政策遏制了人口增长率。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总GDP中所占的百分比--考虑购买力因素进行调整后--已经从1913年的8.9％增长到2000年的11％，去年又增长到13％。
双边关系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在2002年印度国际经贸博览会的中国展台前，挤满了前来参观了解中国电器产品的新德里市民。
中印双边关系比1962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好，两国的贸易也在蓬勃发展。2003年，当时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中国，从而给中印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大大提升了讨论边境争端谈判的级别。
虽然中国早就停止了明确支持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并且在2003年说服后者同印度展开认真的和平谈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中国长期以来同巴基斯坦的“全天候”友谊使中印关系变得复杂化。印度的一些分析家仍然认为，中国在对印度进行“战略包围”，如它努力在同包括斯里兰卡和缅甸在内的印度的所有邻国交朋友。
当印度1998年公开宣布成为核国家时，中国官员暗示，如果印度要展开军备竞赛，中国准备迎战。一位中国学者认为，印度对中国的态度同中国对日本的态度有相似之处。日中关系中的仇恨情结远比中印间的更根深蒂固，但构成是相同的，都交织着历史积怨和现代的嫉妒情绪。
中印竞争性的伙伴关系
随着两国关系得到改进，有关两国经济存在“互补性”的说法也很盛行。有这样一种说法：印度的软件配上中国的硬件，世界就在我们的脚下。从美国跨国公司的角度看，将部分的制造业转到中国，另将部分的后端支持业务移至印度是行得通的。
两国的双边贸易中，印度呈顺差，发展非常迅速，2004已达到130亿美元。它在印度全球贸易额中占9％，但在中国的全球贸易额中只占1％。
总部设在香港的第一东方投资集团在中国投资了80个项目。目前，它计划斥资8亿美元，投入印度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中国在印度的项目和第三国合资企业。该公司董事长诸立力说，其目的是为了在亚洲“最大限度地实现潜在的增效作用”。例如，他认为，在制药和中国经营印度游的旅游部门就存在这样的机遇。印度兰巴克西公司自1995年以来就在中国生产药品，而出境游也发展迅速。
正如诸立力说的那样，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将会是“竞争性的伙伴关系”。在印度，不断有人提到，中国对印度在出口IT服务和外包业务领域的领先地位构成了潜在的最大威胁。据信，仅仅数年后，中国就能培养出同样数量的软件工程师和会讲英语的大学生。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在于，它将夺走印度惟一的无可争议的市场。
一个更有趣和更重要的问题是，印度在劳动密集型出口制造业方面是否可以同中国展开竞争，或者至少仿效它。印度要想使经济持续发展，以同中国在过去20年中取得的成就相媲美，除了这条途径外，别无他法。但是，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制造中心的作用是不可阻挡的，印度已经“错过了机会”。
印度也希望成为世界出口业的动力
印度希望成为“15年前的中国”：正要成为世界出口业的动力。在香港的美国高盛公司的一位经济学家梁红说，甚至在中国，这个观点也在引起注意。她说，在四处寻找能对中国构成威胁的力量时，印度显然是候选者。
这两个国家如何应对社会问题部分决定了它们能否保持或进一步提高目前的高经济增长率。中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大变迫在眉睫。印度的政治结构表面看似能缓解各类形式的冲击，但迄今尚未促成可持续的能强化经济发展的彻底变革。许多人同意德赛勋爵的说法：“中国将再次成为能独立自主的强国，而印度也许只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