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 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获奖者
次嘉宾：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研究所所长
刘树成：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陈东琪：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桁 林：中国社科院博士
范世涛：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 博士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对话》节目。
就在前几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届中国经济学奖的颁奖典礼。这个奖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内对经济学家的一个最高的褒奖了。国内的四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和吴敬琏先生荣获了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他们其中的两位来到我们《对话》节目的现场。让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他们！欢迎刘先生，您请。吴先生，欢迎您。我想不用我给大家介绍了吧，刘国光先生，吴敬琏先生，欢迎你们！好，二老在经济学界已经奋斗了一辈子，今天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奖项非常地难得。我想这两天可能祝贺你们的人也特别多，有没有给你们印象最深的祝贺？刘老，您先说吧。
我想电话很多，就是这个印象。
最深的祝贺是谁的您还记得吗？
刘国光： 都很好，都很好！
主持人：不得罪谁。那吴老呢？
吴敬琏：我不接电话。
主持人：那都是怎么祝贺您的？我知道了，是不是家里人的祝贺印象最深？
吴敬琏：我太太把名单开给我就行
主持人：太太今天是不是也来到现场？
吴敬琏：没有，没有来到现场。 对话首届经济学奖得主演播室现场
主持人：那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再去问问她，我想太太此时此刻，可能也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这个节目，一定也在为二老加油鼓掌。好，非常感谢二老今天的光临！那我们也别站着了，请二老先坐吧！好，请坐。那么今天请二老来到我们《对话》节目的现场，我想无非是有两个目的，第一是我们想代表全国所有关心你们的朋友，对你们这次获奖表示热烈的祝贺！那么第二呢，我觉得二老德高望重，能够在我们《对话》节目中出现非常难得，所以我们也想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带着一些问题向二老讨教讨教。那我就要开始问了。其实我们这儿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问题，想请二老把我们今年，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经济形势，给大家分析分析，因为在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说过一句话，他说“2005年是一个改革年，确切地来说是一个改革攻坚年”，我就有点不太明白，因为今年好像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标志性的事件，为什么去年不是，前年不是，惟独今年是改革攻坚年呢？
吴敬琏：我想是这样：这一届领导就任以后，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要在全方位地来改善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早就决定了的。当然新的一届政府就任以后，有许多事情要先理一理。那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以后就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来做。加上在2003年下半年以后出现了一个宏观经济过热的问题，那么经过2004年这一年，宏观调控正在降温，从宏观经济形势来说也是符合这个要求的。过去我们都知道，国光同志以前就提出过改革的推进需要一个合适的或者说比较好的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温总理提出来今年是改革年，这当然是非常对的，并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新的事情，需要提出这个问题。
主持人：刘老同意吴老的观点吗？
刘国光：他讲得很好！
主持人：我想可能在这个改革开放过程当中这27年也是始终是伴随着艰难和攻坚，那么我这儿也有一份年历想给二老看一看，这份年历上面记载的是从1978年到2005年各个时间点，二老可以说是我们整个中国改革开放过程当中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在关键时间点也可以说是推动者。所以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在这1978年到2005年之间，你们认为哪一年还可以像2005年这样被称为是改革攻坚年？
吴敬琏：我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两年的准备，大概在80年，就研究了我们改革的基本目标。当时并不很具体，那个时候国务院体改办就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就是昨天我们在给薛老颁奖的时候，颁奖词里面提到薛老在1980年的时候体改办给中央提交的一个改革纲领性文件里，第一次写进了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商品经济。 主持人：所以您认为1980年这个应该可以说是。
吴敬琏：应该说是。1980年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刚刚开始所谓市场取向性的改革，我们还在探索计划和市场的一个关系。因为那个时候，主要的还是一个计划经济的一个阶段。在那个时候很多关于计划跟市场的关系很多的争论、很多的糊涂的观点，我们在那个时候主要的是解决这个问题，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看得非常地简单，这个问题是很简单一个问题，在当时是很复杂、很曲折、争论很大的问题。我们当时就是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
主持人：1980年可以说是探索的一个年份，除了1980年以外，你们觉得还有哪年也是比较难的，印象当中？
吴敬琏：1981到1983年期间，出现了一次回潮，这就是从批判薛暮桥的观点开始的。有一些有比较保守观念的人说薛暮桥主张的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所以有一次回潮。那么到了1984年，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作出了一个决定，就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次决定把这个案翻过来。
主持人：刚才吴老也提到了1984年，刘老您觉得除了这两个年份之外，还有哪一年您感觉是最难的？
刘国光：这往后那就是1987年了，1987年是十三大了，对吧？ 刘国光 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获奖者（左）吴敬琏 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获奖者（右）
主持人：它可以称得上是攻坚年吗，这一年？
吴敬琏：不一定说是攻坚年吧，那就是说我们在改革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论战，因为十三大我们提出来就是国家叫做这个十三大提出来叫“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把那个商品经济具体化，这是一个十三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
主持人：在当时那一年当中，你们有没有印象，你们听到的一句最难听的批评是什么？在自己的学术研究方面？
吴敬琏：这个在我们内部争论得很激烈。那么比如说不同意这种配套改革方案的人们就对我们有一些批评，这些批评有的可能现在看起来是对的，就是说我们当时怎么说的。
主持人：您还记得吗，那些批评？
吴敬琏：最主要的意见就是说，改革是不能设计的，认为可以设计的这些人是从西方的书本上来的。我觉得有些批评可能是对的，就是我们这些人比较多的是，比较多的人是不了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但是有些观点我到现在仍然不同意。比如说改革不能设计了什么。
主持人：您觉得这些批评现在看来还是有它一定的道理？
吴敬琏：我刚才说了有道理，我现在觉得很有道理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完全不懂农民、不懂农村，这些人多数是这样的。
主持人：那比如说在您以前提到的一些方案当中，一些提法当中，自己有没有一些举棋不定的时候？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
吴敬琏：那很多很多。你比如说这个资本市场这个东西，老实说就是在1985年的时候，基本上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资本市场，这个是在巴山轮的讨论会上，就等于上了一次大课。像诺贝尔奖金詹姆斯·托宾什么都给我们上课了，联邦银行行长埃米格尔也给我们上课。那么到了1986年，要来设计中国这个各方面的改革。当时的改革根据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小组的讨论，是五个方面了，叫价、税、财、经、贸。你想想这样一些东西都是现代市场经济所有的架构，那我们来说在书本上那些东西还没有完全掌握，当然困难是非常大的。但是也有成就感，因为居然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经过这么多年的计划经济一个国家，能够用几个月的时间，能够拿出一个说得过去的方案，应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那么我觉得从1978年到2005年来说，每一年都有它的一个难处。
主持人：可以说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都是在不断地闯关的一个过程，二老也是一路过五关斩六将，非常地不容易，一直走到了今天。但是我想我们可能更加关注的还是今天，还是现实，所以今天我们也想斗胆考一考二老，也是代表我们全国所有的公众，想问一问二老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在2005年，这个改革攻坚年当中，你们最关注的三个经济社会问题是什么？刘老，要不您说我来帮您写。
刘国光：农村问题很重要，国企的问题是很复杂的，金融改革现在什么呢，马上入世，外国银行都进来了，真的危险性是很大的。
主持人：刘老脑子转得非常地快，刚才我们已经记下。好，我们把吴老的这个，二老的答卷拿过来，我们看一下，看看是不是不一样。
刘国光：当然这个我要再说一遍，这个腐败问题、贫富差别问题，增长方式问题是我的一个老问题，这个今天我不讲，贫富差距我最近还写了，马上就要发表。关于进一步的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跟腐败问题连在一起的，这个问题当然是很重要，这是社会问题。我就讲经济问题里面是这些问题。
主持人：吴老好不容易写半天被您抢过去了。
刘国光：吴老的问题很重要，我也很赞成，我不是不同意他，我很同意。
主持人：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分别看一看。吴老写的三个问题腐败、贫富差别，还有是增长方式；刘老写的农村问题、国企改革问题、金融改革问题，不一样啊。 刘国光 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获奖者
吴敬琏：对，不一样。它是这样一个层次上的问题，角度上的问题，它不在一个层次上。比如说，贫富差别为什么
刘老没有这一条呢？你比如农村问题，贫富差别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农村问题。贫富差别问题，就是我讲的社会公平问题，社会公平，增长方式。农村问题为什么，农村问题，贫富差别就是城乡差别就是贫富差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城乡问题比贫富的问题，它是个交集，角度更大，角度更大；也可以说贫富差别角度更大，因为城里面它也有个贫富差别，它是个交集。有些部分是重合的，那可以说差异性还是比较小的，共同点很多，只不过是各自的提法、用词不一样，在不同的层次上去讨论这个问题。
主持人：观众有没有想说的？关于这几个比较关注的经济社会问题？
陈东琪：我想吴老师也好，刘老师也好，提的各自的三个问题，刚才刘老师还补充了，好像吴老师三个问题他也含。但实际上他们两个呢，他们两个考虑的核是一致的，是非常同向的。
主持人：核是一致的，大家对此有没有什么同意的观点，或者不同的看法？温先生。
温铁军：中国最大的体制就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社会经济都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所以如果我们的改革偏重于比如说城市或者国企，而没有照顾到另外那个80年代占75％，现在大概占60％左右的农村人口。那么我们说首先还是应该看到过去被我们忽略的，今天成为非常重要的矛盾的，其实还是农村问题，所以我想我呼应一下刚才吴老师那个说法，我也非常感谢像吴老师这样的大经济学家愿意把当年的不足公开告诉大家，这其实是我们要进步的一个前提条件。
主持人：谢谢，谢谢温先生。刚才有很多经济学家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我知道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二老的门生子弟。我们经常说青出于蓝胜于蓝，那现在我们是不是也给二老的学生一个挑战老师的机会。
范世涛：我是吴老师的学生，前学生，当然一直是了。我不想挑战刘老师和吴老师，我是想挑战温老师。
主持人：挑战无处不在。
范世涛：刚才温老师讲，农村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并且讲，吴老师说检讨80年代的方案就是对农村问题关注不够，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所以他把这一点掂出来了。但是我想吴老师还讲了一句话，他说关于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问题，也就是说与其是说挑战不如说是补充吧，就是农村问题的解决，需要有更开放的眼界，要放在整个经济，就是说工夫在农外，甚至在农村之外，在城镇化、在中小企业、在合作社等等等等。
吴敬琏：世涛这个意见呢，他说得对，三农问题的解决在我看来，不是本身就能解决的，不是由政府去给农民多少补助就能解决的。但是这个观点呢，我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但是我是从铁军的一个提法给了我启发，他有一个提法，就是农业的工夫在农外，这正好是铁军最先提出，也许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我确实从他的这个提法给了我启发，然后就像我的书里讲的，我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的出路在于大量地发展民营的中小企业，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使得我们的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能够转到城市的非农产业就业，这是根本出路。
主持人：刚才通过这个题板的形式，我们也看到了二老所提出来的，他们所关注的一些经济社会问题，应该来说都是互相作用，也是互相有关联的。那么今天二老也是经济学界的泰斗了，在这儿，而且我们现场也请到了那么多的经济学家，我也想问问二老，我们能够为这个时代来做一点什么？可不可以给我们这个时代提一些建议？
吴敬琏：今年政协开会的时候温总理来看望经济组的农业组的政协委员的时候，我提的一条意见。这条意见简单地说，是要加强国务院的执行力度。理由是这样，理由是因为现在这个改革深入了，都碰到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而且他会引起利益结构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不但今年是改革年，而且会是攻坚年，因为很艰巨。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一定要各级政府官员要严格地执行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因为现在这个分利，这种趋向太明显，扯皮的事情很多，协调协调，协调不下来，事情就往后拖。这个不行，我们的现代化事业等不了。
主持人：好，所以加强国务院的执行力度是您给出的一条建议，那么刘老呢，有什么要补充？觉得需要迫切需要采纳一下？
刘国光：我最近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进一步的或者是更加重视社会公平问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是十四届三中全会里面提出来的，在这个以前是提兼顾效率与公平。在这个以后呢，是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里面差别是很大的。我认为当时改也是对的，但是现在已经到了不能再继续用这个口号的时候，用这个方针的时候，现在应该逐步地向效率与公平并重，效率与公平优化结合，向这个方向过渡。
主持人：谢谢刘老。谈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刘老是有很多话要说，刚才二老都总结了一下最迫切希望被采纳的建议，我也拿笔记了一下，更加重视社会公平问题，效率与公平相结合，这是刘老的一个建议；吴老的建议是希望加强国务院的一个执行的力度。那我想作为二老同辈或者说后辈的经济家，那此时此刻，对于二老提出来这些建议还有什么要补充，还有什么想说的？
刘树成：我特别同意吴敬琏老师给总理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加强中央政府在它所应该管辖范围内的操作力度、执行力度。那么就是说重要一个方面就是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那么跟改革也都是相互联系起来的。如果说2004年的宏观调控是着重在调控本身的措施上，那么2005年就应该更多地从改革的角度、制度性、机制性这些方面的建设来推动我们的经济的发展。
主持人：好，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我想其他的朋友，现在我们用一句话简短地来概括一下你们的观点，对2005年这个攻坚年，有些什么样的建议？
吴庆：我认为应该有像吴老师、刘老师这样的人不断地坚持他们的主张，不断地推进我们的改革，不要让改革的步调停下来，因为他们的事业还没有完成。
主持人：坚持改革的步调，还有朋友？
桁 林：我觉得这个，我们过去是因为担心，是不能发展，那么未来我觉得更大的问题是发展得太快。所以我提出的建议是降温。
观众：我觉得市场应该管效率，由政府来管公平，但现在事实上是政府还有许多在企业方面的负担，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主持人：好，谢谢。在这儿也谢谢各位朋友，提出来的一些补充的意见。好，刚才大家提到了很多建议，一句话都说不完感觉，但是我们现在还回到就刚才二老提出来的最迫切需要被采纳的建议，而且这个建议呢，我觉得也不能白提，今天一定要由一位朋友把它带过去。我想想在座的各位，二老的弟子当中哪个是年纪最轻的，知道吗？是您是吗，看着也觉得您是最（年）轻的。这几个意见也希望您带回去，然后也不能白带回去，还是希望你回家以后写一篇论文，这论文的题目呢我们也给你想好了：《我们当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然后明天交答卷，起码30万字，然后给这个老师看一看，希望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好吗，吴老？
吴庆：我很荣幸地接受这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主持人：谢谢，谢谢，请坐。
主持人：好，其实今天在现场除了来了很多的经济学家之外，还有很多慕名而来观众朋友，我想他们都是带着一些非常具体的非常实在的问题想问二老，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把时间和机会交给他们，看看他们都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观众：吴老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股票市场应当说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但是我们国家的股票市场应该说经历了一个非理性的膨胀之后，今年是连续地低迷，但我们国家从2003年2004年整个经济增长来看，都在9％以上的速度，那么就看这个股票市场和宏观经济有一个背离的这么一个现象，那么现在应该说从我们的总理到一般的股民，都对这个股市非常感兴趣，都非常关注。那我今天这个问题就代表我们七千万股民问您一句话，我们的股票市场希望在哪儿？
吴敬琏：你们开了代表会议还是什么？
主持人：中国股市的希望在哪里？谢谢。
吴敬琏：其实我想你提问的时候，你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你先第一句话说以前有一个非理性的上涨，非理性的上涨，那么现在呢，跟这个经济的走势又脱节了，那么就是说过去就脱节了，是不是？不是现在才脱节，过去就脱节了，不过方向不一样，过去的脱节那是非理性上涨，用你的语言来说，就是说它的基本面没有那么好，它井喷了。现在呢，经济很好呢，它又到不了这个经济好的程度，它又向另外一方面脱节了。于是这个答案就在里面了，那么我们就要问，它为什么过去要脱节呢？现在的脱节，是在过去的脱节基础上的脱节，那么你就治住过去为什么脱节，把这个根给它断了，那么现在的脱节就能纠正，如果说你先肯定，过去的脱节是好脱节，现在的脱节是不好的脱节，我要解决现在的脱节，不要解决过去的脱节，那么可能就没法解决了，那么照我说，过去之所以脱节，就是这个制度安排上有很大的毛病，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把这些制度上的机制上的缺陷要把它改正。这才是根本之道。
观众：两位老师，你们好。我们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生，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是同时想问两位老师的，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是关系我们平常的衣食住行的，那就是一个关于住房的问题，我们现在发现有一些有房子的人，大家的愿望可能是房价当然是越升越好，这样的话我就算投资，或者自己住我也会很开心；那还有一大半的人，他们是现在还没有房子的，他们迫切地需要房子，那房价这么高的话，他们是越来越没有能力去拥有自己的房子了。不知道您二位会持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呢？谢谢。 吴敬琏 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获奖者
吴敬琏：没有一个上帝来说价格应该涨还是应该跌，这就不是市场经济了，这就不是市场经济了。所以我们研究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无法回答。假定有一个上帝他能决定价格，这种前提下的问题，我认为是无法回答的，那如果现在比如说，像刚才这位女士说这个问题，我在我想大致上在一年半以前曾经在一个咨询会上，我已经说过当时争论得很厉害。有些人认为已经出现了泡沫，有些人认为很正常，应该继续升，没有泡沫问题，我认为当时认为没有泡沫的。从学理上说，他们的根据是不足的，他的主要根据就是所有房子都卖掉了，从学理上说这个资产市场在很高的价位上也能出清，在很低的价位上也能出清。说这个已经出现了泡沫，我说我不能断定是不是他们说得对，但是他们的理论根据是对的。他又举了几个呢，我现在记得起来的有几个，一个就是投资买房的比重太大，如果全是消费买房，应该说不会出现泡沫问题，如果投资买房的，就是一个资产市场，不是消费品市场，这个它就有可能性出现泡沫，这是他们的一个理由；还有第二条呢，就是这个投资买房的资金，往往是借来的资金，当时流行零首付，零首付就是可以完全没有自己的资金，那么这个泡沫出现的可能性就是非理性的上涨，就有可能；第三个他们举出来的理由呢，是说房价上升和房租下降同时存在，当时已经开始了几个月了，到现在是已经两年了，这就是说最终的消费支撑不了它的上涨。我最后的结论就是说，他们提出这个问题值得非常认真地研究，值得非常认真地研究，因为这个如果出现了严重的非理性繁荣，那么最后呢，首先损害消费者，最后也损害投资者。
主持人：吴老，我想插句话，请教一下吴老，针对这种非理性的繁荣，宏观调控也有不短的时间了，为什么房价现在还是居高不下？
吴敬琏：如果出现了泡沫，宏观调控往往是很难起作用，很难起作用。因为泡沫膨胀的时期，你宏观手段基本主要的手段是利率手段，这个泡沫膨胀时期有暴利，那点利率是不解决什么问题的所以是宏观当局要非常密切地观察形势，不要让它形成气侯，形成气侯以后处理起来痛苦很大，而且很难处理。
主持人：所以对我们具体的消费者来说现在是买房子还是不买，等到什么时候买，是不是还是有待观察？
吴敬琏：经济学不能回答这种问题，没有办法回答这种问题，特别是这种资产市场上的泡沫，它就等于地震是一样的。你知道这两个板块它挤压，应力总要发生震，但是什么时候震不知道，所以这个主意就不能出，因为如果是有泡沫的话，我出个主意你不要买了，他过两天一定骂你。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网上有一个摩根士丹利的亚洲区的首席分析师，叫谢国忠，他有一个，他是上海人，他就有一个大概一个月以前，他说他回上海了一趟，所有他的朋友都骂他，为什么骂他呢？谢国忠是一个很强的分析师了，在亚洲好像好几年都是评的第一。他就是说要（泡沫）破，结果他的朋友就骂他，就是我听了你的话没有买，这几个月还是继续涨。
主持人：所以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敏感的，我想在座的经济学家有没有愿意尝试回答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不怕被骂的？
吴敬琏：因为你怎么都会被骂。
主持人：好，在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吴老精采的回答。刚才二老也是回答了很多观众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些经济社会问题，也让我们领略到的二老非常坦诚，也是非常风趣很谦逊的一面。其实关于这方面我在前几天吴老的一个答谢词，就是这一次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的一个领奖答谢词当中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因为我注意到，您的答谢词当中有一个词叫“十分惭愧”，您说因为您对农业经济学了解得比较少，您感觉到十分惭愧，包括刚才前面的一个访谈过程当中您也多次提到这个方面是您的一个缺陷，那我也想问为什么在您75岁，在今年的时候，您意识到农业经济学它是如此地迫切和重要？
吴敬琏：就是舒尔茨那个是至理名言了，你要不懂得农业，不懂得农村，特别是中国这么大一个农业国，那你经济学，就是一个半生不熟的经济学嘛。
主持人：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农业问题，我想知道知道刘老，您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有同样的感受吗？
刘国光：我同样地对这个农业问题是比较生疏的。但是我认为一个经济学家，不能够样样都精通，他应该有所专长。其它方面呢，应该有所了解。我就是这么个理解。
主持人：有所了解。
刘国光：有所了解，这样你可以有一个全面的判断。你对农业方面你虽然不是很精通，但是我有所了解，因此我在全面判断的时候不会失误。精力有限，应该是视角和眼光放得开一些。也不一定每项都非常地精通和擅长。
主持人：那么关于这个三农问题，其实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温铁军先生，因为温先生研究三农问题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如果说在农业经济学这样的一个专业领域，您没有向二位请教的太多的话，那作为您这一代的经济学家，您认为二老的身上有什么地方是最值得您学习的？
温铁军：我想首先应该说，我自己到现在为止还不是一个经济学家，我只是从事农村调研的一个工作人员，我所得到的还都是感性认识，因此二老最值得我学习的当然首先是理论高度，应该争取向他们多学习些知识。也将来吧，某一天当我有条件的时候呢，可以说我也是经济学家了，我现在还不是，这是第一点，我应该更多地向他们学习理论；第二点我觉得，我刚才其实提到无论是刘老师还是吴老师，他们都是在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这样的一个趋向已经被大众接受，成为共识的时候，他们是为这个方面为这个方向努力的；而另外一方面，他们又都在强调社会公正，那么第三点，我想他们的理论建树其实是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整个发展过程高度相关的。因此我觉得更值得我们学习的，其实是实事求是，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我想这三个方面大概应该是我们作为后辈，有共性地应该学习的方面。
主持人：谢谢，谢谢温先生。我想温先生也是一番肺腑之言，说出了我们很多人的心声，二老身上的那种谦逊、理论建树、社会公正，都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呢，我也感觉非常地难得，不仅是一个朋友的聚会，一个同事的聚会，同时也是一次学术的聚会。完全是因为前几天首届中国经济学奖的颁奖典礼，这么一个活动而缘起的，所以最后在这儿，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很冒昧想问一问二老，问一问经济学界，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
刘国光：诺贝尔奖金我们不要迷信。他们也奖给我们一些不认为是很好的人，不要迷信。我们也不要迷信西方的经济学就是惟一的、好的经济学。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还能发展。
吴敬琏：诺贝尔奖它是一个理论经济学的奖。从理论经济学来说，我自己也是搞理论经济学的，我觉得我们距离还很远，距离还很远。
主持人：你觉得距离在哪儿呢？差距是什么？
吴敬琏：因为这个经济学，如果从亚当·斯密算起的话，1776 到现在，它已经过几百年了，它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地一个细致的、一个精巧的这么一门学问了，你要在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创新不是那么容易的。加上我那天大概说了一条，张维迎教授也同意的，我们经济学界有个不好的习惯，都不愿意站到巨人的肩上去，都愿意自己从零点开始，构造自己的体系，如果像这样来做的话，恐怕那个时间就更远了。我再说一个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根据列宁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它的来源在哪里？来源在古典经济学，就是说马克思达到他那个时候的高度，他是19世纪的后期了，这个时候离亚当·斯密也已经有两百年了，如果都要从零点开始，你爬不了多高，爬不了多高。
主持人：谢谢。今天非常荣幸和两位老经济学家在一起分享了他们获奖的喜悦，同时我们也在一起品位了这27年来
改革攻坚一次又一次的艰难，我们也一起直面了我们正在度过的这个改革攻坚年的一些难题。那么在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我想对二位，也对所有在中国发展的历程当中贡献过力量、承担过责任、体现过正直和呼吁过良知的人们表达我们的敬意！谢谢，谢谢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