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各地司法部门都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北京市高级法院最近就公布了六条禁令，规范法官与当事人、律师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些严厉的禁令，也只是些常识，比如，严禁法官接受当事人及其律师的请吃、请托、钱物，严禁法官私自单独会见当事人及其律师，等等。法官只要存在违反六条禁令的基本事实，将一律被撤职、限期调离、辞退，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被开除，构成犯罪的将追究刑事责任。
看起来确实相当严厉。不过，效果如何，还需观察。因为，类似的禁令，我们已经听到过三番五次，现在仍然需要重申，可见此策并非对症下药。放下效果如何这一点且不管，值得讨论的是这样的规定所昭示出来的管理法官的模式。
大体可以确定，高级法院是在运用行政方式管理本院及下级法院的法官，将法官视同一般行政官员。实际上，每次法院加强管理，似乎都采用这种模式。而在法院的日常工作中，不管是法院，还是其他党政领导，也确实将法官视为一般行政官员，认为法官的业务跟一般行政管理业务没有区别。比如，法官对案件进行裁决前，一般应当请示院领导，请示审判委员会。高级法院与基层法院之间的关系，也完全类似于行政机关之间的上下级关系。
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模式。但到了今天，当政府已将法治确立为目标的时候，可能需要停下来思考一下，把法官视同一般行政官员、把法官的业务等同于一般行政业务，是否适当？是否有利于建设法治秩序？
稍加分析即可看出，行政性活动与司法性活动是存在很大差别的。法官只能解决个别案件，他的裁决只影响于当事人。相反，行政活动则通常作用于全县、全省或全国某群人或全部人。另一方面，司法活动是被动的，不告不理，法院不会主动地对社会或个人行使权威，而只是解决当事人或检察官提交到他面前的纠纷。而行政活动却通常是积极的，行政官员总愿意作出一些政绩。行政工作就是动用公共资源，积极地向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品。
因此，法官的工作，要比行政官员的工作更为微妙，需要更多的理性思考。司法活动的核心功能是“定分止争”：界定各种互相冲突的权利和利益的范围，以解决纠纷。而在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上，公正地为争议双方之权利界定出合情合理的边界，乃是一项巨大的智力挑战。
尽管法官的权威归根到底依赖于国家的强制力，但这种强制力通常仅是悬置不用的最终保障而非现实的工具。在健全的法治秩序下，人们之所以服从法官的裁决，不是因为恐惧于国家的强制力，而是因为信服法官的裁决本身。绝大多数都具有大体正常的理智与情感，也具有最基本的正义感，法官若能在其裁决中讲出一番合乎天理人情的道理，则具有正常理智及情感的当事人均会予以信服和执行，公平的旁观者也会对当事人形成执行的压力。
如果说行政工作是以公共资源为支撑的，那么，司法工作就是以司法理性来维系的。如此说来，优良的法官，必是好学深思而又通达人情世故的人士。法官其实更像科学家，他必须洞察人心的至精至微之处，理解人们的信仰、信念，了解各个群体内部的习惯和隐含规则，当然，更需要深入研究法律法规、判例，还需要了解学术界对于相关法理的探讨。惟有综合运用这些经验和知识，法官才有可能作出合乎天理人情的裁决，并给出令当事人和公平的旁观者能够心服口服的裁决理由。
因此，惟有借助于某种精巧的制度，方能成就好法官。概括而言，不管是法院的组织结构，还是政府的制度安排，或者是社会舆论，都需要给法官创造一种比较宽松的环境，使之有余裕，也有一种从容的心情，去积累司法经验，沉思天理、人情、法律。比如，应当让法官享受一定的收入，使之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应当保障他们的职位不会被法院或其他部门轻易地撤换，哪怕作出的判决可能是不正确的，但只要他是秉诸良心行事，就不应受到追究。
当然，这样一幅法官及法院的图景，离现实似乎过于遥远。现实中的某些法官可能确实不具备基本的法官伦理，司法腐败也确实令人痛心。但是，当我们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时，可能也需要注意，尽量避免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而妨碍实现一个更为长远的目标。法治要求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保持公正，仅以正义为其志业。为此，就得让法官保持自尊，就得想办法激发法官的道德勇气和知识探究热情。这就要求法院和其他政府部门把司法活动区别于一般行政活动，用一种更合理的办法来管理法官，尊重法官，尊重法官的独立性和思考。
可能恰恰是因为法官没有独立性，不用就自己的裁决向当事人、向法律共同体、向后来的法官和研究者承担知识和道义上的责任，因而，才会放纵自己，办出种种“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因此而对相关法官撤职、限期调离、辞退，乍看起来似乎很解气。但它有可能赋予法院和纪检监察部门以影响法官前途的更大权力。这或许能使法官成为好的行政人员，但却不利于法官成为优良的法官。
(作者系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