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来，三类成本(即经营成本、监管成本和外部成本)一直制约着中国的商务发展。连众多的经济特区也受到影响，尽管这些特区提供减税政策，监管法规也相对宽松。2004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啤酒市场。然而，总共占市场份额35%的中国三家最大的啤酒生产企业，2004年的利润总额却只有1亿美元，只相当于荷兰喜力(Heineken)当年利润的七分之一和AB集团(Anheuser-Busch)当年利润的5%。
除了管理经验不足，高成本也造成了高销售量但低赢利这一脱节现象。首先是经营成本。对多数制造企业而言，能源和原材料的进口成本远远高于土地和劳动力成本，而中国对进口能源和原材料的依赖程度还在不断加大。在注入成本上升的同时，产能过剩、准入壁垒下调、以及对低投资回报率的高容忍度，会继续压低利润率。事实上，中国制造企业在能源和原材料上的支出，常常高于国外同类企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仅在于海运成本，还包括进口关税和17%的增值税。长此以往，这种成本上的不利因素很可能会扩展至中国更多的经济领域。
在中国南方的广东省，工资过低已经导致该省私营部门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但在仍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三分之二的庞大的国有部门，工资和福利却出现大幅增长。1990年，一名普通的国有部门职工每月的实得工资不足200元人民币(24美元)，现在，这一数字上升到1500元(不包括单位为其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和保险金)，这意味着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5%，远远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当然，按照全球标准衡量，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仍然较低，但如果纳入人浮于事和效率低下这两项因素，其劳动力成本就不那么低了。而且，中国国有部门的劳动力成本的确存在失控的风险，因为缺乏真正的“所有者”对其进行约束。
其次，监管成本已成为中国企业的严重负担，使政府政策在企业眼里不具有确定性。比如，就何时发放3G电话许可以及何时提高电价等问题，政府始终态度暧昧，使各界猜测不断。
许多中国企业的管理人员还抱怨政府开会没完没了，还不断搞“突击检查”。早在1982年，第一家外国银行就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然而直到现在，外国银行仍受制于各种严格的限制，何时获准同本地银行一样开展业务并收回投入也尚不明确。中国企业关注的另一件事情，是需要不停的游说政府，以获得免税期、政府合同和营业执照之类的优惠和照顾。这些不产生收益又耗时耗资的事务，显然加重了本来就在不断上涨的商务成本。80年代，一名小企业主只需1万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就可以开业。而目前，地方政府的各项税收、杂费、执照要求和其它令人费解的规定，已使得小企业主的日子愈发艰难。
最后是外部成本，它更加微妙，但同样令人痛苦。比如，刚刚起家的企业主可能认为自己发明了一种新的面条制作配方，第二天，却发现十几家类似的商店都在销售一模一样的面条。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在无数方面给中国造成损害。稀缺资源未能运用到产品创新中，却给经营良好的现有企业带来严重问题。这些小型企业的效率或许不高，但在大幅降低产品价格方面却有无穷智慧。
可见，中国目前的成本优势仅限于某些简单的出口加工行业。中国要培育本国资本形成，并吸引“精明”的外商投资，就必须大力改善本国的商业环境。
（作者：张化桥(Joe Zhang) 2005年04月30日 星期六 译者/郭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