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楚瑜在清华大学演讲，着重介绍了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经验，他认为，“台湾经济的成长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物大地博，或者资源丰富，而是在于全球布局运营的管理和提高全球的竞争力”。他特别强调要“尊重市场、尊重专业、尊重制度。在这三个因素当中，资本市场和专业人才只能够提供一时的突破，但制度的改革才能创造一个长远和全面的成长”。
台湾经验告诉我们，制度比资源和人才更重要。
很显然，台湾经济腾飞的这个经验同样适用于正在发展当中的大陆经济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到现在，面临的最大瓶颈是什么?毋庸讳言，是制度的建设。也就是说，如果现行经济体制不能适应未来经济改革，甚至制约和阻碍经济社会发展，那么，这个制度就是有问题的，就必须破旧立新。然而，改革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谈何容易!因为制度的建设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本身，它还涉及到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法律的等方方面面的根本利害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将近30年的改革实践一再证明这一点。
总而言之，中国的制度建设难度太大了。但是，越难越要改，不改则退。
如果制度建设没有重大突破，如果不能在制度上真正与国际接轨，那么，这个制度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和人才的潜在价值，其负面影响就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速度了，而且将影响到整个国家“三个文明”的进程。
这里姑且不论大的制度(不是政治社会制度敏感，而是笔者力不从心)，仅从IT产业的制度建设看，台湾经验就极具参考和借鉴价值。
台湾半导体业起飞于20世纪80年代初，从起步、繁荣到跻身于“世界三强”(排名第二，超过日本，仅将于美国)，仅用20年时间，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已愈27个年头。
目前，台湾有21项IT产品居于全球龙头的地位，而台湾半导体成为全球重镇的关键，在于制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半导体业由代工企业成长为一个产业基地。70年代，美国一些大公司看中了台湾低廉的劳动力和地价，纷纷在岛内建立代工合作伙伴关系，于是，一批半导体企业相继诞生。当美国公司赚足了钱，卖掉地皮，撤出岛内，台湾则收留了一大批技术力量和企业家，逐步发展成为世界最大芯片生产基地。如果没有30年前的代工，就没有今天台湾半导体业，这一点是不可抹煞的。
其二，台湾新竹工业园创办于1980年，当局对前来创业的半导体厂商给予许多政策上的特殊支持。1983年，当新竹陷入资金困境中，作为一项完全由政府创立的工程，当局投资24亿美元，搞风险资本，并对风险资本进行奖励，各种资金逐渐汇入到科技和战略性产业。这一资本运作模式，在世界范围内都首开了先河。
其三，伴随新竹的崛起，从80年代起，从美国回到台湾创业的科技精英纷至沓来，形成了一个人才高地，推动了台湾半导体产业的高速发展。
其四，半导体业日新月异的增长速度和丰厚利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传统富商，有识有志有为的富商巨贾看好半导体业，不断为这一产业注入巨资。由于传统富商在资金上的鼎力支持，新兴的半导体厂商如虎添翼，纷纷购并海外知名企业，壮大自身实力，增强了竞争的后劲。
台湾新竹学的是美国硅谷，大陆既学硅谷，也学新竹，创办了以中关村为代表的一大批高科技开发区，虽然吸引了大量外资和优秀人才，但在发展中依然存在种种制度上的弊端。画虎不成反类犬，中关村没赶上新竹，一度反倒成了“骗子一条街”。真让人感到悲哀。
制度的利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都是无形的，但结果大相径庭。只有制度好，资本和人才都会滚滚而来，反之，制度不好，有了资本和人才，最终也留不住。
IT产业的涉及面太大，触及到制度问题更是错综复杂，从一个角度看制度，可窥全貌。人才的去留最能说明问题。
人往高处走，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更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在高科技领域，芯片人才的流动，是市场的晴雨表，也最能反映出人才的“高地效应”。我国从改革开放那一天起就一直呼唤人才，并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定为重要国策之一，20多年来，各地重奖或吸纳海外人才的花样不断翻新，然而，去年上海还是发生了芯片人才大量流失的现象。
上海芯片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是:报酬底，房价高。而新加坡需要芯片人才，不仅给出很高的报酬，而且还附加更多优惠待遇。同样是做芯片制造师，但身在新加坡，收入却差不多是在上海的5倍，另外公司还提供住宿、机票等福利待遇。
表面上看，芯片人才是冲着报酬去的，但这又有什么不对呢?一个真正的优秀人才，最看重的是尊严，所得报酬不只是钱，而是对自身价值的承认与尊重。所以，上海芯片人才流失所反映的根本问题是，中国的人才管理制度不完善，市场的用人大环境还不成熟。
上海如此，其它地区可想而知;人才制度如此，其它制度又何尝不是这样?
在日前的“公司治理与国企改制论坛”上，关于制度，经济学家、企业家、政府官员之间的观点发生了激烈碰撞。
香港中文大学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郎咸平认为，“今天真正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缺乏一个法人治理结构，我们整个国家都是一群没有信托责任的人。”所以，“哪个民营企业家敢把经营权、财务权交给一个根本不认识和不熟悉的经理人来运作?”
长安汽车(集团)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尹家绪认为，国有企业经营者形成贪婪思维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职业经理人的激励机制。应该通过薪酬激励、企业内部的人才成长激励平台等等措施来留住人。
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指出，“如果这个社会职业经理人普遍没有道德规范的话，那不是职业经理人的素质问题，而是社会环境和制度建设没到位的问题。”他认为，“在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中，对国有企业的经理人激励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
谁对谁错，尚无定论，但各方共同指向一个症结:制度建设。也就是说，制度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无可回避的瓶颈。
宋楚瑜在演讲在援引了前任WTO秘书长、泰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话说，中国加入WTO之后，对亚洲各国最大的挑战，是制度的竞争，是谁能够在制度的改革上最好，谁才是真正的赢家。这番话，点中了要害。
未来，中国IT产业要参与国际竞争，光靠廉价出卖土地和劳动力，再地大物博，再资源丰富，也是经不住消耗的。制度不能赢人，其它一切都难操胜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