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五十五年，较之中国长达五千年的文明历程，短如白驹过隙，倏忽而过。但对于我，住过30年代的北平，见过40年代的昆明，再看今日中国，五十五年，沧海桑田。中国，已经取得了难以想象的成功。中国的科技水平和发展速度，已经赢得了世界的瞩目。
《科技中国》：哪些是值得称道的成就？
杨振宁：国防上的成就，如60年代的“两弹一星”，这些给中国赢得了一个空前的外交环境。1971年我来华，在上海的临别晚宴上，接到儿时故友邓稼先信，得知原子弹是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完成，刹那间热泪盈眶，不得不离席整容。30年已过，仍历历在目。当时想到19世纪几近被瓜分的中国，想到父辈和吾辈，那是一种灵魂深处的震荡。我认为，从人类长远的历史观来看，我有生以来的八十年，世界变化万千，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崛起。
究其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卓越的组织能力加之中国传统人本文化孕育出来的坚韧、温顺、勤俭的民风，促成了今日中华崛起。
应该注意这55年来的成就并不全在技术管理方面，一件极大功绩在于“扫除文盲”的实施。对于中国，“扫除文盲”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如果从国家层面考量，基础教育的广泛普及正是今天科技迅猛发展的原动力。
《科技中国》：巨大的成功背后，有缺失之处吗？
杨振宁：当然，科技的巨大成功不代表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圆满解决了，基础科学的研究进度较慢仍是中国政府和科学界不能回避的问题。如今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无论哪一门学科，和美国、日本、欧洲强国都还有相当的距离。
这不仅是政府的管理问题，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在某些方面对于基础科学的发展有不利的地方。这和中国的教育哲学，教育体制也有直接关系。中国的家长式教育机制的弊端是顶尖人才容易受到各方面环境的制约，跳跃的思维总受抑制，飞跃难以实现。总之，中国有特点，但有些特点不利于基础科学的发展。
《科技中国》：未来中国的科技发展道路应怎样？
杨振宁：谈及未来，50年或者100年的总体思路，我的观点也许很多科学家会不同意，但我还是坚持：中国应走日本道路，加强应用技术的发展。
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开始侧重于应用领域的发展，遭受了日本国内科学界种种非议和批评，但几十年发展的事实证明，日本模式确有成效，这值得我们借鉴。历史也证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通过变成基础科学大国而走向技术大国，只能反之，这是先天的道理。目前，中国离技术大国的目标还很远，国家也穷，押宝在何处，是显而易见的。
我不赞成中国以目前的经济条件花巨款去追求短期内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如核聚变。我们应侧重于50年之内可直接见成效的计划。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值得将过去50年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国的科技政策和实际发展情形做比较研究，这会给中国的政策决策带来有益的参考意见。
杨振宁
杨振宁 1922年生于中国安徽，理论物理专家，历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教授、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和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现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教授、荣誉主任，1957年因与李政道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观念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