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1983年里根政府所面临的局面，当时，有关对日贸易和日本汇率制度的抱怨达到白热化。如今在中国问题上面对类似挑战，布什政府不妨参考80年代时美国财政部在金融外交上的创新之举。1983年11月，美国财政部部长唐纳德•里甘(Donald Regan)与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Noboru Takeshita)联合发表了一份罕见的声明，宣称：“对于一个有效运行的国际货币体制来说，公开、自由的资本市场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同意，就日元-美元问题建立一个高层工作组。工作组在1984年上半年进行了6次会晤，并于同年5月向两位部长提交了一份报告。
这些“日元-美元会谈”公开的理由是为了促进日本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和日元的国际化。当时，日本的金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以银行为中心，利率水平由大藏省严格管制，日元金融工具的市场十分有限。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即日元被认为严重低估。美国认为这给了日本一个不公平的贸易优势。
综合上述主线，美国财政部的策略，是加大日元金融工具市场的深度、加强日元资产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从而促成一个更强劲的日本货币。这一目标不是秘密：在1984年5月的报告中，日元-美元工作组就提到，推动日元国际化和日本资本市场自由化的步骤将“导致日元的走强”。
该报告包含了日本做出的长远承诺，如放松利率管制的时间表，推出定期存单等融资工具，扩大开放外国金融机构准入日本资本市场。正如所预想的，这一日元-美元过程帮助日元从战后固定的360日元兑1美元，上升到如今大约105日元对1美元的水平。
中国当今的金融状况，在许多方面同80年代早期的日本相似。据估计，人民币被低估了25%至40%。更糟的是，它不可自由兑换。资本在中国的流进和流出基本上受到政府的控制。大多数国内金融交易和定价也都有严格的监管，得到许可的金融工具品种有限。中国的国内资本市场刚刚起步，外国参与程度极低。
当然，中国不是日本。两国的汇率体制不同：中国一直采用盯住汇率制，而日本采用“混合浮动制” (dirty float)。此外，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只有日本的30/1。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上，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中国都比日本更为开放。而且，华盛顿通过安全防卫联盟对东京政府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然而中国被广泛认为不那么容易屈从于“外压”。但问题的关键不是要照搬照抄日元-美元会谈。很显然，中美之间任何金融对话，其议程、形式以及公众形象的展示都需有实质性的修改，以反映目前的双边现实。与中国的对话，应当特别注重提高对银行的有效监管和更好的信用风险管理。只要其目标是开放并加强中国的金融体制、推动建立更为灵活、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机制，那么看上去与日元-美元会谈颇为不同的中美对话，将对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如果将此作为一个大胆的新提议提出，并得到高层的参与，那么对布什政府来说，这种对话还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有助于转移压力，此类压力要求针对中国的不公平做法，采取某些不那么符合市场原则的对策。甚至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也会欢迎这种对话，中国可能不喜欢外国压力，但同时也认识到，这是参与全球经济的一个现实。中国明白，它能得益于美国的经验和建议，解决其严重的金融效率低下问题，这些问题正危及可持续增长。
美国财政部在其向国会提交的最新报告中，未将中国指名道姓地称为货币“操纵者”，因而受到国内新一轮的炮轰。公开的压力不太可能说服北京重新评估其货币或解决其银行问题，更不用说国会山正在酝酿的贸易限制措施。在与中国的唇枪舌战中启动“人民币-美元会谈”，有望成为当年美国财政部有效解决对日贸易问题的富有创意的金融外交。
马修•古德曼1992年至1997年任美国财政部驻东京随员，现任华盛顿特区石桥国际顾问公司(Stonebridge International)副总裁；罗伯特•福沃尔曾任美国财政部办公室主任，现任福沃尔联合公司(Fauver Associates)总裁。
（作者：马修•古德曼(Matthew Goodman)、罗伯特•福沃尔( Robert Fauver) 2005年05月24日 星期二 译者/方志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