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主持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的演讲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市政府主办的“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5月30日-6月1日在京举办。本次论坛通过举办以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中心的系列学术讲座和座谈等活动，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我国政府官员、经济学者和企业界人士提供一个高水平的思想交流和务实对话的平台。下面是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主持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的演讲。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北京论坛第五场演讲，这场演讲的主讲人是2004年也就是去年最新一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美国亚历桑那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我们先看一下介绍普雷斯科特的短片。

　　 短片：他被一个长途电话惊醒。在2004年的一个晚上，当瑞典皇家科学院打电话通知他获奖时，他还在睡梦中。他是凯恩斯理论的挑战者，他指出经济波动的原因是供给，而不是需求。他开创了宏观经济学的新篇章。他还是格林斯潘的同事，是目前唯一在美联储任职的诺贝尔获奖者，他的思想是象牙塔，影响了美国宏观调控的政策。他就是新经济周期理论之父，美国亚历桑那州立大学教授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教授。

　　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学经济发展、一般均衡理论等等方面的研究。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是他在解释经济周期，也就是商业周期主要决定因素方面，以及在宏观政策时期间的前后一致性方面所取得的贡献。这些理论都是宏观经济学最近这些年的重大发展。我们学习宏观经济学，读了很多普雷斯科特教授的著作，而这些著作也都能够解释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包括理解中国的经济周期，理解中国的经济波动，理解世界的经济波动。这些理论看似很抽象，即使是计量经济模型也很复杂，但是确实这些具有解释经济现象和预测经济现象的力量。两个月前我有幸跟普雷斯科特教授一起在意大利开一个研讨会，那个会上他预测欧元在最近会贬值，最近一个星期我们正看到，欧元已经发生了贬值。

　　普雷斯科特教授不仅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而且在其它领域也对经济学做出了很多贡献。比如关于资产风险理论，关于国别间收入差距的原因，他还将一般均衡的理论应用于环境等问题的研究。他在2000年出版的著作，名字叫做《致富的障碍》，这本书已经有了中译本。在那本书中他指出妨碍经济技术发明和运用这些新技术的制度、政策、意识形态、文化等等，是导致贫困最主要的原因。这些理论对我们研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体制转轨，也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今天普雷斯科特教授的演讲将涉及宏观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储蓄和资源在不同时期之间的配置问题。他针对的问题是一个最新的具体问题，也就是老龄化问题，他演讲的题目就是如何在人口老龄化条件下，为退休养老提供资金。现在我们有请普雷斯科特教授给我们演讲。
 
　　演讲人：爱德华-普雷斯科特
　　演讲题目：如何在人口老龄化条件下为养老提供财务支持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感谢本次论坛邀请我参加这次活动，而且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谈谈在老龄化条件下为养老提供财务支持的问题，在我研究经济周期的基础上做的，虽然它们看起来没有什么关联，但实际上它们是相互有关系的。在经济学中，任何周期都是有关联的。

　　下面我先谈一谈退休制度，养老金制度的问题。假设人们退休的时候，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这样一种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在西欧和日本出现，这样就成为一种不能维持下去的制度。在中国人口也出现老龄化的情况，很快将会出现对于每一个退休人来说，相对来说，工作人的数目就会太少。我将论证对于现有的工人进行加税，提高税率，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欧洲和美国，税率的提高并没有带来税收收入的提高，所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完全积累制的按比例提供收益的制度怎么样呢？有一个实际税收成本。如果人口在不断增加，这种成本不太大，还是比较小的。但是这样的系统在民主国家是否能维持下去呢？历史证明是不行的。德国、瑞典都是这方面的先驱者，建立完全积累制的系统，他们是在1910年或者1915年左右，但是后来他们都放弃了。瑞典是在1935年放弃的，德国是1957年放弃的。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比例的问题。在美国社会养老金制度的收益和贡献并不成比例，从边际效益来讲，贡献的越多，并不能够得到更多的收益。比如说工作50年和工作35年之间的差别不是很大，基本上被看做是财富重新分配的系统，而不是非常有效率和目标明确的养老金制度。如果人口保持稳定或者增加的话，这个制度还可以维持，如果减少就会有很大的损失。人们会认识到，在这个制度中他们的收益率很低，就像莫里斯教授说的，如果转向市场就没有实际的损失。如果有贡献和收入不成比例的现象，工作再多几年，却不能得到更多的收益，在美国就是这种情况。这就是美国现在越来越常见的情况，而且对于夫妇俩都工作的情况也没有什么额外的好处。

　　在税收方面，美国的税率是10.6%，而这方面的实际损失超过了10%。我个人方案应该是个人账户，收益和贡献成比例，而且是市场的收益，政府方面没有权利利用这些钱，人们就会对自己的账户有更大的支配权。关于10%的比例，很多结论都是依赖于公共财政方面的决策，只有在这方面数字很大的时候，才能得到很大的结果。这方面的税率有很大的损失，所以必须给每一个家庭两美元，才能使他们得到一美元的收益结果。

　　我现在谈一个比例，劳动力变化的百分点和税后真实工资变化百分点之间的比例，这就有一个整个累计的劳动力供应的弹性问题。我想这方面有很多证据证明弹性是很高的。在主要的经济周期方面有自己的证据，比如说日本上一个十年的发展中可以看出那里的弹性问题，有一些数据上的证据证明，在经济繁荣时期和经济萧条时期都有这样的证据。一系列的经济学作者也在著作中谈论这种现象。有一个基本理论，在税收方面的差距，可以影响到欧洲和美国劳力的供给，这方面的弹性很大。美国人比欧洲人工作多40%，日本人、智利人都比欧洲的人工作的多，但是美国、日本、智利人的边际税率是40%，而在欧洲却是60%。我没有把英国放在西欧的范围内，我把它放在了西欧和美国之间的中间一点。现在有理论，还有衡量标准，现在我们谈到累计的理论，总体的弹性超过个体的弹性，在家庭层次上的平衡存在。有劳动力供应方面的调节，主要是劳动力雇佣的数目，而不是他们工作的时间长短，这对于经济周期来说如此。在日本上一个十年的增长是这样的，而且在战后的萧条时期和繁荣时期都是这样的，在新西兰、智利、爱尔兰等等这样的国家都可以看到。有一些国家有一些很好的劳力方面的统计数据，有一些国家，比如说中国虽然有很好的表现，但是他们劳动力方面的数据不是很好得到。我们问为什么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发现产出的功能和偏好这方面的结论，每周工作的小时数和每周的工资并不是完全成比例的。每周的工作时间加一倍，并不是多得一倍的工资。有些其他方面的成本在里边，有些工作上，比如在麦当劳工作或者在星巴克工作当然不是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有临时打工的人员。所以说从微观的情况看，从宏观的观察来讲，整个累计的或者总体的劳动力供应弹性是很大的。他们通过雇佣更多的雇员，而不是说让每一个雇员工作更多的时间，来实现工作的目的。这方面有一些价值方面的考虑。

　　为什么建议实行强制的储蓄呢？我们不希望看到贫穷，我们不希望让穷人更穷。如果把工资收入的10%进行强制储蓄，会积累很多。中国已经有类似的制度，世界上有25个国家也做了，在美国也有人建议这样做。这些储蓄应该进行一些很好的投资，进行成本低而高度分散性的投资，实现市场的回报率。有人告诉我说也许这种收益的回报，在中国的收益并不是很高，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惊人的发展速度就不能持续很久。从20岁到65岁进行工作，人们的寿命正在增长，我们如果用上面的人口寿命的预期数字，还有一些理论，真实的利率是4%，而真实的工资的增长每年是2%，人们在退休以后这20年中，税率如果减去社会保险养老金的税率，得到30%，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如果我们进行个人的强制储蓄，这方面将会有很大的节约，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不需要很多税收方面的成本，很容易计算出这方面的收益，政府的债务也会很少。

　　更好的情况是财政的产出率可以更加提高，而且技术使我们能够把平衡利息率不和资产产出率一起增长，就会有一个很好的计算模式，产生的结果是在人口增长率的情况下，比如美国的人口增长率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到在低端和高端的结果，高端的是将近10%，如果说人口增长率下降，比例会更高，但是低端方面的改变不是很大。

　　还要考虑到政府债务是怎样树立的，这里只有4%的借债率。欧洲有更大的困难，因为他们那里的社会保险税收比美国要高的多，他们也许要从60%砍到40%，从60%到40%的减税，对于劳力收入的边际效应是很大的，产出就增加了40%。

　　我的结论，这种劳力供应的高弹性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这方面有很充足的科学证据，认为这种弹性很大，而且没有什么证据反对这种结论。谈到政策方面，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加趋向于个人强制储存账户，为了实现养老金的目的而实现强制储蓄，对于政府来说，我们的税收就可以减少很多，因为养老金收入也是很大的开支项目，将会有很多资源可以进行其他必须的社会投资。对于个人储蓄账户来说，人口增长率低并不是什么问题，没有什么人会承担很大的风险。我对中国人的建议，一个好的体制，要进行一些有先进性的思考，而这种储蓄个人储蓄账户将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中国人民确实有非常灵活的思想，我的建议就是这样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