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4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CPI）已经降到18个月来最低点1.8%，但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和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却居高不下，这个问题你怎么看，中国经济已经软着陆了吗？
陶冬：我的分析是还没有着陆，只能说硬着陆的风险逐步在降低。CPI出现月度波动是正常的，但通货膨胀因素并未消失，煤电油运等基础设施瓶颈，上游加价向下游传导，效果也逐步显现出来。
无论上半年通胀率如何波动，即便最终数字出来达到5%左右，央行也不会加息，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幅度略有放缓，但几乎完全是由去年第一季度极高的基数造成的。
近月的出口热、进口冷带来贸易顺差急增，今年第一季度贸易顺差为166亿美元，而去年第一季度为84亿美元逆差，这也拉动了增长速度。简单说，中国经济出现了重新加速，贸易一马当先而投资也压不下来。
我个人的判断是，下半年应该还会有调控的措施出台，以纠正当前经济运行中不平衡的部分，比如电力、运输等瓶颈，近期政府政策仍以挤压房地产泡沫为主，在没有进一步经济过热的讯号之前，加息和其他进一步调控措施，短期内不会出台。
《第一财经日报》：目前货币政策的执行难度在哪里？
陶冬：中国目前的利率和汇率政策在执行中都有一些挑战，但当前最大的挑战是汇率。这是历史因素造成的，但现在又加入了国际压力的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决策者在考虑汇率政策时，头绪也就更多，比调整利率的难度大得多。
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汇率政策对利率政策带来了压力，大量热钱涌入，加大央行利用货币政策进行调控的难度。现在的局面是，汇率“牵一发而动全身”，而这个“全身”还包括其他经济体。
《第一财经日报》：如果你来做一个选择题，人民币汇率政策变动的几种可能性：1.一次性重估；2.扩大浮动区间；3.改盯一揽子货币；4.分段多次或持续升值；5.以上多个手段同时运用。你的预计是什么？
陶冬：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很可能采取扩大浮动区间的方式，但不排除由挂钩美元改为盯住一揽子货币的可能性。从经济学角度而言，盯住一揽子货币是最有效的手段，但实施起来难度也最大。从货币选择到每种货币的权重等技术性问题比较棘手。尤其在时机比较仓促的情况下，不得不考虑技术层面的难度。
而如果加大汇率浮动区间，也会加大监控难度，包括国家监控，也包括企业内部监控等。这方面的监控是为了避免企业或国家在资产与借贷之间出现外汇币种及期限上的错配。这方面的工作还需加大力度。
《第一财经日报》：如何看待当前贸易方面给人民币汇率带来的压力？
陶冬：如果单纯看中国自己的贸易平衡，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如果将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联系在一起，则会受到美国方面巨大的压力。同时仔细分析，中国在很多产品的出口已经占到世界领先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会让其他国家和地区同中国埋下贸易问题上的隐患。
《第一财经日报》：有人认为，中国的汇率政策不妨采取类似新加坡、印度那样的干预浮动（dirtyfloat），你怎么看？
陶冬：货币政策选择是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单就货币政策而言，很难说一个好，另一个不好。中国在1994年汇率政策改革后所施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实际也是一种干预浮动。
这种形式的汇率政策，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但是归根到底，现在的贸易纠纷、世界贸易失衡，主要原因还是欧美经济增长乏力。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让有些国家感受到了压力。
再有，由于中国目前的资本项目还是受到管制，外汇交易绝大部分来自贸易需求，而在国际外汇交易中，贸易关联交易不到总交易量的10%。加上目前缺少人民币兑外币的衍生品对冲避险工具，无法满足市场上风险规避、套期保值的需要，外汇市场还需要加快发展速度。
